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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卢 勇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院长，英国剑桥大学等高校访问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委会委员。兼任农业农村部传统农业遗产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常务副馆长、《中国农史》主编等。出版专著六部，参编教材四部，发表学术论文八十余篇，多次接受央视、《人民日报》等媒体专访。

　　任思博

　　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黑茶起源、演变与发展考

核心提示

　　黑茶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边销与外销茶类，自宋代起就已活跃于官营贸易中。聚焦技术变迁与经济发展这一主线，可将黑茶发展史分为取法自然、以茶易马、走向繁荣、盛极而衰、涅槃重生五个阶段。其中，王朝更迭、殖民侵略、科技革新、政策变革成为各阶段接续转换的最重要影响因素，整体呈现出“自然偶得-政治带动-经济分化-技术转型-文化传承”渐次变动的历史逻辑链。在黑茶近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沿陆路、海路分别开拓出茶马古道、茶船古道、万里茶道三条线性商贸走廊，并在官府、茶商等多方经营下，逐渐形成了国内与国际两大市场共同发展的贸易格局。对于当下黑茶的复兴而言，传统技艺保护与经济贸易重振亟待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此过程中，文化与历史记忆的传承乃是根本。

内容精选

　　黑茶属于后发酵茶，因其外观在堆积作色过程后呈现黑褐色而得名，是中国特有的茶类。北宋以降，以茶易马“防边制夷”的思想初现，“蜀茶榷马”标志着榷茶制与马政的结合，也是黑茶技术起源萌发的初始阶段。迨至明初，朱元璋下令，“旧皆采而碾之，压以银板，为大小龙团。太祖以其劳民，罢造，惟令采茶芽以进”，“废团改散”使得散茶取代团饼茶，简化了古法繁复的工序。嘉靖三年(1524)，“黑茶”一词首次见诸史料。黑茶茶叶主产区分布于湖南、湖北、广西、四川、云南等地，当地潮湿多雨、高山云雾，盛产茶叶。黑茶在历史时期中原王朝的边销与外销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主要销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以及俄国、南洋等地，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与文化影响，得到了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草莽百姓，以及海外侨胞等各个阶层与区域人群的喜爱与追捧。

　　20世纪初以降，关于茶叶分类的学说便开始零星出现。直至20世纪70年代，陈椽根据形状、色泽、制法将茶叶划分为六大茶类，针对黑茶的研究才陆续展开。既往的黑茶研究包括黑茶文化史考证与文化线路研究，或是茶马贸易等问题在内的经济史研究，多聚焦于单一茶类，对黑茶历史的整体性与系统性研究阙如。通过梳理黑茶发展历程，一方面，可以厘清中国黑茶千年历史基本脉络，探究其内在发展逻辑；另一方面，着眼于商贸发展与技术变迁可从宏观上更好地把握黑茶的兴衰演变，以贯通古今、照见当下。需要注意的是，黑茶作为六大茶类之一，其下还包含名目众多的小类，为便于研究，本文仅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四川边茶、安化黑茶、广西六堡茶等茶类，探析其发展历程与演进特征，并对其进行回顾与反思。

　　一、取法自然：黑茶的起源与技术演变

　　有关黑茶的起源问题，当今学术界争议颇大，尤其在黑茶的出现、工艺的成熟、名称的考辨等方面，存在很多盲点与误区。结合传说、方志、茶书、茶叶化学研究等资料可知，黑茶的起源最早应追溯至宋代，大约在熙宁年间“蜀茶榷马”前后。彼时茶叶从川西运至藏区途中，经常遭受风吹雨淋，容易产生湿堆发酵反应，机缘巧合之下形成了“自然黑茶”，结果茶客发现其滋味、功效反而更胜往昔，于是慢慢流传开来。由于宋代疆域所限，其对战马的需求与西番对茶叶的渴求形成了互补性刚需，茶马互市开始常态化运行。

　　(一)黑茶起源考辨

　　黑茶究竟起源于何时，说法众多，至今未有明确定论。传说在茶马古道上，某运茶马帮经常遇到下雨，淋湿了茶，茶商心痛，不甘心丢弃，在途经一个痢疾横行的村子时，茶商想自己带的茶受潮了，不值钱了，就送给这些可怜的村民吧。结果村民们喝过这种茶之后，痢疾全好了。因为茶叶在合适环境下受潮会加速发酵作用，形成了“自然黑茶”。根据现代茶叶化学研究，安化黑茶成分中被检测出有萜类化合物，而其中的3β，6α，13β-三羟基齐墩果-7-酮对痢疾志贺氏菌具有抑制作用，也可以佐证此传说的真实性。

　　北宋熙宁七年(1074)，宋神宗遣李杞“入蜀经画买茶，于秦凤、熙河博马”，始行茶马互市政策。主要交易物为四川“乌茶”，因叶体呈现黑色而得名。成书于11世纪的藏族史诗《格萨尔》有大量关于茶的描写，如“依据茶叶的颜色分为白茶、紫茶、阴山奶绿茶、朱红斑点茶、黑茶”，在此史诗中还出现了“茶城”与“所盛酽茶来汉地”等记载，可见当时藏民所用各类茶中存在茶色为黑色的茶，推测可能是自然黑茶。成书于元代的《饮膳正要》关于“西番茶”有记载：“出本土，味苦涩，煎用酥油”，边销茶之“黑”“苦涩”可能是绿毛茶在运输过程中受风吹雨淋影响，产生自然“湿堆”作用变色而成，但并未形成相应的发酵工艺，所发生自然变色发酵作用乃是“天然的馈赠”，其后宋人发现这种自然黑茶深受西番喜爱，开始有意识地模仿自然界的湿堆发酵，陈椽在《茶叶制造学》中指出：“四川在十一世纪时就用绿毛茶做色制成黑茶销西北。”茶农在制茶过程中尝试营造有助于产生接近前者效果的温、湿环境，利用自然发酵效应，中国黑茶由此诞生。

　　(二)黑茶工艺的成熟

　　黑茶工艺在明代走向成熟。川、陕等省茶农将湿堆方法纳入制茶技法中，通过堆积增温增湿，促进茶叶发酵。吴觉农在《茶经述评》中回顾茶的制造技术史，认为明代炒青制法的发展为绿茶以外其他茶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通过采用控制杀青火候、调节温湿环境等相应的加工措施，形成发酵程度不一的各大茶类，而黑茶制造始于明代中期。黑茶发酵过程中非酶促氧化程度在所有茶类之中最重，“蒸晒”这种高温干燥的方法则是为破坏茶叶酶活力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传统黑茶发酵技艺还包括堆闷、沤堆等工序，这是其核心与精髓，使得茶叶缓慢自动氧化，形成了浓、醇、陈等显著特点。

　　明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又诏天全六番司民，免其徭役，专令蒸乌茶易马”，“天全六番”大致位于今四川省雅安市，有关“蒸乌茶”，《甘肃通志》载：“茶课国初招商中茶，上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下引三千斤，每七斤蒸晒一篦，运至茶司，官商对分，官茶易马，商茶给卖。”蒸晒入篦是蒸压定型工艺的雏形，是黑茶技术成熟的前奏。15世纪后半叶，川陕与湖广地区之间逐渐形成了茶业经济交流与茶文化互鉴的关系，“成化七年(1471)……令陕西布政司将库贮茶课及棉花等物易银，遣官另送河南、湖广市茶，运赴西宁等茶马司收贮”。茶叶物资的运送促进了湖广茶与川陕茶技术层面的交流，安化黑茶可能就是在这时将川茶蒸压法与产地所用“锅炒法”结合起来的。

　　黑茶工艺的成熟同明代国家战略导向高度相关。《山丹县志》载：“茶，自官曰府茶，亦曰黑茶(甘属崇酪酥，以茶调之，率不可离，而细茶无购者)。”黑茶边销是官方意志的体现，以此牢牢把持番人的需求。安化黑茶的兴起是同朝廷利益一致的结果，光绪《巴陵县志》载：“(安化黑茶)昔之称兰芽、锅青用火焙者，统呼黑茶矣”，“兰芽”是安化黑茶之时称，“锅青用火焙之”突出了微火烘烤的制作环节，即用炒锅杀青，这种烘焙方法是安化黑茶色泽黑褐油润的关键，该做法也标志着传统黑茶工艺的成熟。在当前可见汉文史料中最早有关黑茶的记载出现于明嘉靖年间。嘉靖三年(1524)，御史陈讲上奏：“以商茶低伪，悉征黑茶。地产有限，仍第为上中二品，印烙篦上，书商名而考之。”经过高温蒸压发酵，茶叶产生自然水酵解反应，经非酶促氧化过程，制成口感饱满醇和的黑茶。

　　二、以茶易马：宋明边销黑茶的发展

　　宋明时期，为抵御北方与西北游牧民族侵略，充实国家财政，“以茶易马”成为中原王朝与周边政权之间的战略贸易合作方式，为便于运输，用于交换马匹的茶叶多被制成方砖形态的“砖茶”，黑茶是砖茶边销的主要原料，因具有辅助消化与提供营养之功效，受到番人广泛喜爱。自宋熙宁以降，始行蜀地榷茶，易换边马，在川、陕等地设有茶马司，专事茶马贸易。明代，在边销茶之产地，茶引因销场不一产生分化。16世纪末，湖茶入引，而民间茶马贸易与“贸易式朝贡”问题加剧，深刻改变了边销黑茶贸易的格局。

　　(一)宋代“蜀茶尽榷”易马备边

　　茶马贸易与榷茶制度最早皆源自唐代，宋代之后，茶马贸易渐成定制，榷茶制度成熟。茶马互市正式实施之前，处在以榷茶征税与多种形式买马的官买商销阶段。此时的榷茶与买马尚未结合，实行榷茶制是为“备军粮、资军饷”，以绢买马的商业模式与澶渊之盟中“纳绢”的要求大大超出了宋朝财政能力，相较于绢帛，茶叶货源更充足，且受西番喜爱，因此以茶易马的思想开始萌芽。受制于川茶藏运不便，加之宋初对马匹需求不够强烈，因此在茶马互市前长达百余年中只是榷茶，以茶易马并未开始正式实施。

　　熙宁七年(1074)，“熙河用兵，马道梗绝。乃诏知成都府蔡延庆兼提举戎、黎州买马，以经度其事。明年，延庆言：‘威、雅、嘉、泸、文、龙州，地接乌蛮、西羌，皆产善马。请委知州、砦主，以锦采、茶绢招市’”。战争暴露了宋朝缺少精良战马的短板，而蜀地榷茶以易马有两大好处：一方面蜀地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毗邻，具有地缘优势;另一方面，蜀茶量丰，足以支撑起易换马匹业务，北宋茶叶年产量约在五千三百万斤以上，“(元丰年间)又况蜀茶岁约三千万斤”，蜀茶占全国总产量半数以上，优势明显。自川入藏沿线地形复杂，蜀地茶叶销往西番要马驮人扛，运输时间长，促成了茶叶自然发酵。

　　元丰年间的制度改革推动了边销茶发展。首先，用于买马的支付物从多样化货物向单一的茶过渡，茶马对应交换关系增强。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元丰四年(1081)，群牧判官郭茂恂建言：“准诏以陕西博买蕃部马并粮草，所用钱物不一，不如蕃部所欲，致所买数不多。欲专以茶博买马，以采帛博买粮谷。”相比其他易马之物，北宋茶的持有量更大，因此，“专以茶博买马”是最优选择。其次，榷茶与易马在制度上初步结合，茶马司成立。元丰六年(1083)，郭茂恂再度建言：“茶司既不兼买马，遂立法以害马政，恐误国事，乞并茶场买马为一司。”为朝廷所采纳，榷茶司与买马司由是合并，化解了职能冲突，提高了办事效率。南宋初，赵开被任命负责川陕茶马贸易，变官买官销为商买商销，使茶商与茶户自行贸易。元代，疆域空前广阔，战马资源丰富，不需要更多马匹，统治者除了进一步加强榷茶制度之外，并未继承宋代的以茶易马政策，边销茶贸易归于沉寂。

　　(二)明代“湖茶入引”边销分化

　　经过宋元两朝，西番藏民饮用以酥油煎制的粗老黑茶已成习俗，每日不可无茶。因此，明代继续施行以茶易马政策。《明史·食货志》载：“碉门、永宁、筠、连所产茶，名曰剪刀粗叶，惟西番用之，而商贩未尝出境。”虽然在汉地未曾交易，但这种粗老的茶叶在西番十分受欢迎。明洪武年间，“茶引”制度始立，茶商到各地买茶必须“请引”，没有引、茶引相离或是茶引不相当会受到严厉处罚，“私茶出境，与关隘不识者，并论死”，私商边销被严令禁止，且在买卖之前要通过核查检验，隆庆五年(1571)，“令买茶中马事宜，收买真细好茶，毋分黑黄，一例蒸晒，每篦重不过七斤”。茶叶质量对贸易量有着重要影响，因此，边茶质量检验有一套严格标准。

　　明末，黑茶产区发生变动，具体表现为“湖茶入引”。因川陕茶产量无法满足边销需求，借助价格低廉的优势，湖茶成为川陕茶的补充，万历二十三年(1595)，因产量高、价格低等原因，湖茶被纳入官引，“户部折衷其议，以汉茶为主，湖茶佐之。各商中引，先给汉、川毕，乃给湖南。如汉引不足，则补以湖引。报可”。但湖南茶商常私自越境贩茶，扰乱了茶马价格，导致边番反嫌官茶昂贵而不愿纳马：

　　中茶易马，惟汉中、保宁，而湖南产茶，其直贱，商人率越境私贩，中汉中、保宁者，仅一二十引。茶户欲办本课，辄私贩出边，番族利私茶之贱，因不肯纳马。二十三年，御史李楠请禁湖茶，言：“湖茶行，茶法、马政两弊，宜令巡茶御史召商给引，愿报汉、兴、保、夔者，准中。越境下湖南者，禁止。且湖南多假茶，食之刺口破腹，番人亦受其害。”既而御史徐侨言：“汉、川茶少而直高，湖南茶多而直下。湖茶之行，无妨汉中。汉茶味甘而薄，湖茶味苦，于酥酪为宜，亦利番也。但宜立法严核，以遏假茶。”

　　湖南私茶贩卖扰乱了茶马边贸秩序，假茶贩售引起官方重视，朝廷派遣巡茶御史前往湖南查处假茶。除湖茶入引外，川茶边销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其主要分为西、南两路，西路边茶以松潘为交易中心，南路边茶以黎州与雅州为交易中心，后者在边销中产生了不错的效益。崇祯十五年(1642)，王家彦奏曰：“数年来茶篦减黄增黑，敝茗羸驷，约略充数。”黑茶在茶马贸易中比例渐高，逐渐进入繁盛期。

　　(三)明末“旧弊尽显”格局剧变

　　明中后期，原先围绕茶马贸易形成的制度暴露出一系列缺陷与弊端，集中存在于官营茶马贸易的运营与维系以及番使朝贡马匹与私下买茶两方面。

　　一方面，明中叶之后，官营茶马贸易出现了偷税漏税与走私等问题。由于边储不裕、官运不力、川陕边境动荡等，茶叶供应面临困境，弘治中，“或召商中茶以备赈济，或召商中茶以备边储，然未尝禁腹里之民，使不得食茶也”。私营茶商打破官营垄断，形成了官商分利的格局。但在开中商茶作法施行后不久，其无法控制茶叶走私的问题暴露，最终被“招商买茶”方法取代。弘治十六年(1503)，督理马政都御史杨一清兼理巡茶，奏言：如欲官民两便，必须招商买运，给价相应……令其自出资本，前去收买，自行运至各茶司交收明白，听给价银去后……开中商茶，其利在商，未免阻坏茶马；招商买茶，其利在官，专为易马之资。借日官卖不过十之二三，较之商茶岁百余万以通番境者何如？

　　基于官商合作这一出发点，杨一清严格分辨不同的官商茶贸关系导致的结果，其核心思想仍是要把茶商牢牢地控制在政府手里，必须由茶商承运，以保证政府的利润，并最大程度减小对茶马贸易的冲击和影响。

　　另一方面，以朝贡之名行贸易之实的做法扰乱了正常茶贸秩序。朝廷的丰厚回赐使得大量使者盯上了朝贡这摊“生意”，贡马之利往往数倍于茶马。此外，朝廷对于使者们返程途中的购茶行为管制松弛，正德年间，“(四川天全六番招讨司和乌思藏贡使)得赐番茶六万斤……夹带私茶至六倍所赐，而贿带商茶尤多”，番人获取大量私茶后，再用其中一部分行贿官员，形成利益共同体。这种“贸易式朝贡”由来已久，在明代大行其道：西域使客，多是贾胡，假进贡之名，籍有司之力，以营其私。其中又有贫困无依者，往往投为从人，或货他人马来贡，既名贡使，得给驿传，所贡之物，劳人运至……比至京师，又给赏及予物直，其获利数倍，从此胡人慕利往来道路，贡无虚月。

　　这种借朝贡行贸易的做法，除使胡商获得巨大收益外，还引来许多贫民跟从胡商入京，买马假贡使之名朝贡以获利。“贸易式朝贡”不仅极大地冲击了茶马贸易，还使得大量茶叶不经缴税便私相贩售于贡使与冒名贡使之人，朝贡之弊尽显。

　　三、走向繁荣：清代黑茶贸易的巅峰

　　清初，在沿海地区经历多次“开-禁”调整后，乾隆二十二年(1757)，始行“一口通商”，除粤海关长期开放外，其余沿海港口直至五口通商前都处于完全封禁的状态，茶叶外销被清政府严格把控。随着清王朝疆域西扩与改土归流政策推行，边销茶战略价值下降。五口通商后，黑茶外销阔步发展，至清末达到巅峰。传统黑茶制作技艺逐渐走向成熟，近代茶叶科学的发展推动了黑茶制作方法的进步，机械化压砖技术始行。

　　(一)边销黑茶贸易的延续与嬗变

　　清初至清中叶，茶马贸易延续明代旧制，边销黑茶仍以川茶、湖茶为主，但易换马匹的集散点增多，川茶运藏新增打箭炉站点。得益于茶法的承续，边茶贸易稳步发展，继续于陕、甘易番马。清王朝定鼎之初，社会秩序尚未完全恢复，边境茶商走私屡见不鲜，针对这一情况，清廷采取了加强官吏监察与减轻人民负担两项措施。同时，为调动茶商积极性，允许大、小引附带一些斤两的茶叶，任由商人买卖，茶马贸易活力增强。

　　四川边茶中的商茶部分发展势头良好。清初，四川茶叶由盐茶道所设置茶官管辖，四川茶引分边引、土引与腹引三类，向内地、土司、西番三路行销。康熙年间，打箭炉成为川藏茶贸新口岸，《文献通考》载：康熙三十五年(1696)，饬准打箭炉蕃人市茶贸易，边茶保持强劲发展态势。对于四川茶引的整体情况，《清史稿》有如下介绍：四川有腹引、边引、土引之分。腹引行内地，边引行边地，土引行土司。而边引又分三道，其行销打箭炉者，曰南路边引；行销松潘厅者，曰西路边引；行销邛州者，曰邛州边引。

　　顺治至嘉庆年间，四川边茶销量不断提升。但是，随着18世纪中叶清王朝疆域的西扩与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四川茶引量与茶引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动，见表1。

　　边引总数量在顺治至嘉庆年间不断攀升，但占比有所降低。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进，清王朝加强了对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控制与联系，土引比重随之提升。茶叶边销势头减缓，但边引仍占最大比重，内销量呈攀升态势，西南少数民族区域税源扩大，从侧面反映出清廷对此二者分别进行外交战略拉拢与内政羁縻控制的实际意图。

　　应茶马贸易之需，泾阳茯砖茶诞生，其产地泾阳是边茶贸易集散枢纽，湖南安化运来的黑茶原料经过再加工与压制形成茯砖茶，销往甘、青、藏等地，《大明一统志》载：“陕甘两省茶商，领引采办官茶，每年不下数千百万斤，皆于安化县采办，以供官民之用。”随着西番需求的上升，安化黑茶边销量增大，其中“茶封”为泾阳茯砖茶的雏形与前身。由于初制产地与再加工地相隔甚远，泾阳茯砖茶也因之成为产、制分离的代表性茶叶，制作茯砖茶过程中发花、紧压的加工步骤突显了其独特的价值。

　　(二)清前中期外销黑茶的初步发展

　　清前中期，南北两线的黑茶对外贸易逐渐发展起来。南线以六堡茶为代表，同南洋诸国开展贸易，北线以两湖茶为核心，与沙皇俄国互通有无。这两线所经过省份，很多无省内茶引，以收取关口税或落地税为主，《清史稿》载：盛京、直隶、河南、山东、山西、福建、广东、广西均不颁引，故无课。惟茶商到境，由经过关口输税，或略收落地税，附关税造销，或汇入杂税报部。此嘉庆前行茶事例也。

　　这些省份多在万里茶道以及茶船古道沿线，多为产茶区、茶叶运销枢纽或行经省份。无茶引而行过路税的政策，客观上提升了两条线路上茶商的转销动力。南、北两线茶叶外贸的开展，意味着黑茶已分别沿着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进入广阔的世界舞台，成为清代外贸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了巨大的收益。

　　南线，茶商携六堡茶沿茶船古道至广州并与南洋客商开展海上贸易。六堡茶原产自广西苍梧，最初只是在当地有少数爱好者与消费者。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放粤海关进行贸易，但时断时续，稳定性差。乾隆二十二年(1757)，广州一口通商，在广州港带动下，六堡茶贸易快速发展，“六堡散茶”之名渐盛。嘉庆年间，六堡茶位居全国二十四大名茶之列，并开始采用“煮-置-踩-烤-蒸-存”的制作步骤，形成了“红、浓、醇、陈”的特点。

　　北线，晋商运送两湖茶至恰克图同俄商开展陆上贸易。山西地处中原农耕文明与塞外游牧文明间的过渡带，是北上贩茶之枢纽。明末清初，晋商最早前往安化收购黑茶，在运输工具的选择方面，由于骆驼对于干旱地带的适应力远强于马，逐渐形成了一条“骆驼古道”④，作为专门用来运输茶叶的线路。康熙年间，羊楼洞青砖茶已开始通过竹篓蒸软发酵与压制成砖的方法进行加工制作，清末，晋商把握时机，加大了运销两湖黑茶至俄国的力度：国初，茶日兴，贩夫贩妇，逐其利者十常八九。远商亦日至，曰引庄，曰曲沃庄，曰滚包庄。滚庄茶尚黄，曲沃茶尚黑，引庄如之，皆西北商也。

　　往年，茶皆山西商客买于蒲邑之羊楼洞，延及邑西沙坪。其制：采粗叶入锅，用火炒，置布袋揉成，收者贮用竹篓，稍粗者入甑蒸软，用稍细之叶洒面，压成茶砖，贮以竹箱，出西北口外卖之，名黑茶。

　　19世纪初，茶叶是中俄贸易中的绝对主力，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中国每年输入俄国的茶叶总价值高达800万卢布，其中晋商贩运至恰克图可赚取3倍左右的利润。晋商在对俄茶贸中收获了丰厚的利润，以砖茶为媒介将中俄两国贸易联系起来，为19世纪中后期中俄茶贸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清末黑茶贸易的极盛期

　　五口通商后，黑茶外销市场开始扩大。汉口开埠后，中国与俄国之间的砖茶交易量猛增，在俄国设厂汉口以及英国撤出汉口市场后达到顶峰。19世纪中后期，随着马来西亚锡矿被大量发现，大量华工赴南洋务工，六堡茶获得广阔市场，被冠以“侨销茶”称号。清末，在“茶票代引”政策支撑下，陕甘茶叶贸易重振，泾阳茯砖茶趁势而起。万里茶道、茶船古道、茶马古道上的茶贸生意在这一时期齐头并进，黑茶贸易进入黄金发展期，根据各大传统黑茶的相关史料记载，对三大贸易线路分述之：

　　其一，在与沙俄间的茶贸方面，两湖茶借助万里茶道陆运外销。1860年，汉口开埠，两湖黑茶集散于此，从陆、海两路输入俄国。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汉口的英、俄茶商之间展开了以头春茶为对象的激烈购茶竞争，导致毛茶价格提升，黑砖茶制作成本增高。19世纪70年代中期，俄国商人开始在汉口经营砖茶工厂，用蒸汽机代替人工压制法，茶工厂的设立使得俄商更热切地购买汉口毛茶，购买需求提升也造成茶农赶工，粗制滥造，茶的品质下降。19世纪80年代，俄商汉口砖茶厂完全垄断了中国的出口砖茶制造业，手压机也完全被蒸汽机所代替。1890年，俄国取代英国成为中国第一大茶叶出口国。当时，中国的砖茶市场基本为俄国所垄断，砖茶“几乎是专门供俄国销场而制造的”，1894年，中国外销砖茶395 506担，全部输往俄国。

　　其二，在与南洋地区的茶贸方面，六堡茶通过茶船古道海运侨销。19世纪末20世纪初，六堡茶外销随着华工“下南洋”而兴。因为六堡茶能长时间存放且具有抵御湿热环境下疾病侵扰的功效，华工“下南洋”后仍保持饮用六堡茶的习惯，“由于船上缺医少药，很多华工把六堡茶当作药物来使用，在船上经常泡煮，直至船只到达目的地”。长此以往，形成了一条自梧州至粤港澳并延伸至南洋的“茶船古道”，“旧时粤商在广西六堡乡合口街设庄收茶叶……再用电船装运广州，出口港、澳。六堡茶除在穗港销售一部分外，其余大部分分销南洋怡宝(怡保)及吉隆坡一带……它的消费对象，大部分为工人阶级，尤其是南洋一带的矿工，酷爱饮用六堡茶”，六堡茶成为联结华侨与祖国的精神纽带。《广西通志稿》载：“六堡茶在苍梧，茶叶出产之盛，以多贤乡之六堡及五堡为最，六堡尤为著名，畅销于穗、佛、港、澳等埠。”随着外销渐盛，六堡茶之名为更多华人华侨知晓。

　　其三，在西北茶贸方面，泾阳茯砖茶利用政策优势声名鹊起。清末，茶引渐废，在左宗棠制定的“茶票代引”政策支撑下，安化黑茶继续销向西北，茶票政策减少了偷漏税现象，也使原边销黑茶得以进入外销领域。随着19世纪80年代后期英国从中国茶叶市场撤出，以及更多线路的开辟(如汉口—上海—天津—张家口、汉口—上海—敖德萨等)，安化黑茶外销事业肇始。“茶票代引”后，民间资本被允许进入军用物资领域，陕西地区的引票也被称为“陕引”，即泾阳茯砖茶，在兰州及河西市场广受平民消费者欢迎。

　　四、盛极而衰：民国黑茶的曲折前行

　　进入民国后，边销茶不复存在，外销茶进入曲折发展的时期。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俄国工厂完全撤离中国，中俄茶贸停滞。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占据湖广，两湖茶与六堡茶产业遭受毁灭性打击。在制作技术方面，传统六堡茶土法农家茶技艺臻于成熟，安化黑茶在安化本地压砖取得成功，发出了黑茶技术现代化变革之先声。

　　(一)湖北青砖茶产业的没落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位于汉口的俄商砖茶厂撤出，砖茶出口量大幅下降。在此之后，湖北青砖茶外贸全面衰落：华茶贸易之衰落自一九一八年始，直至现在时位置，皆在衰落境况中。至其在一九一八年突然由以前每年约输出一百五十万担之盛况而降至该年仅输出四十万余担之原因，则由于骤然失去俄国市场。

　　俄国茶商的退出使中国黑茶外贸输出量锐减。十月革命后，苏俄受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时局动荡，与中国间的茶贸停滞，砖茶厂亦完全停工。砖茶虽仍以俄国为主要出口国，但代表俄国资产阶级侵略利益的俄商砖茶生产失去旧的经济基础，俄资砖茶厂全部撤离中国，出口俄国的砖茶货物量下跌严重。1918年销俄74641担，1920年跌至8340担，1923年又降至6450担，这与十月革命之前动辄几十万担的砖茶销俄量形成巨大落差。

　　中俄砖茶贸易随着20世纪20年代末至抗日战争时期的一系列外交事件，以及国际形势变化等问题的出现，最终走向停滞。1929年，中东路事件爆发，“中俄绝交，销路顿绝，几无营业之可言，有之亦不过代客制造一些包货而已”。又因苏联对中国砖茶市场的侵占与对晋商的驱逐，20世纪30年代初，羊楼洞砖茶茶庄纷纷倒闭，1933年后，中国输俄砖茶已寥寥无几。抗日战争时期，湖北羊楼洞砖茶业遭受重创。1938年，武汉与羊楼洞茶区先后被日军占领，日军对羊楼洞一带实行了“三光政策”并将当地剩下的所有茶庄置于其控制之下，茶叶产区被迫大面积抛荒，茶产业被摧毁。

　　(二)六堡茶在民国时期的盛衰

　　依托南洋巨量锡矿资源与华侨对六堡茶的独特偏好，19世纪40年代至民国初年，六堡茶外销南洋的量随着华工数量上升而与日俱增。至1920年，我国进入南洋地区的“契约华工”达200余万人，六堡茶外销量维持在较高水平，但售价低廉：苍梧县六堡乡是六堡茶的主要产区，兴盛时期年产出口茶叶6000担以上，在抗战前的1926—1929年，每担六堡茶售价30元左右。

　　六堡茶能够畅销南洋绝非偶然，除黑茶祛湿解暑特性与华工饮茶口味偏好外，还得益于梧州作为西江航线水运交通枢纽的优势。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英《续议缅甸条约附款专条》签订，梧州被辟为商埠，西江航运业勃兴，六堡茶借助茶船古道销往世界各地。广州港成为六堡茶外销的关键窗口，西江水运运输体系也愈发成熟。在外贸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六堡茶传统制法细化，苏宏汉《苍梧六堡茶叶之调查》载：其土人制茶之法，将自茶树采下之茶叶，放入沸腾之水中(100℃)，俟其茶叶软而柔(约五分钟)即得，而置于箩中，以脚用力践踏，至茶叶卷缩为度，然后以火烘焙干之，干燥后，以蒸气蒸之至柔，后乃置于箩中，贩售于外矣。

　　这是近代传统六堡农家茶制作土法的写照，整个过程强调烘与蒸，目的是使茶叶叶体软嫩，产生更好的色、香、味。除六堡茶外，其他几大类黑茶之传统制作技艺也都在这一时期走向最终定型，这为黑茶技术的现代化过渡敲响了前奏。

　　(三)黑茶技术现代化变革先声

　　1938年，国民政府贸易委员会颁布政策奖励茶叶产销，以促进新茶业经济体系建设。借此机遇，安化黑茶制作开始由手工向机械化过渡。长期以来，安化黑茶需运至陕西省泾阳县压制，产地与加工地相隔甚远。1939年，湖南省建设厅茶叶管理处的彭先泽带头筹建砖茶厂，通过在长沙、湘潭两地制造人力轮旋手摇螺旋铁压机，灌入蒸好的茶叶并紧压之，打破了“非泾水不能压砖”的局面，形成如下操作步骤：首先，用棕刷刷净砖茶表面的灰尘，堆置包装板上，每片茶砖放置内票(即商标和说明书)一张，再由包装工人以折表纸及皮纸各包裹一层并粘固封口，纸上印有“湖南安化官茶安化黑茶砖”“湖南省砖茶厂压制”等字样，以1、2、3、4代表天、地、人和各等级。成封后，装入枫木箱内，内销砖茶每箱十二片，作两叠、每叠六片，外销砖茶每箱二十七片，作三叠、每叠九片，每片净重四市斤。装箱固封后，以猪油、豆腐、光油与牛皮膏调成之混合物在木箱内外刷匀一层，以防运输途中遭雨受潮。

　　1940年，湖南省砖茶厂正式开工。制成的黑砖茶外销至苏联，为中国战时换取到大量外汇。各类黑茶之中，安化黑茶最先由手工向机械制作转化。此前，安化黑茶加工过程分茶农粗制与茶厂精制两步，均为手工完成。利用机器参与茶叶制作之后，待鲜叶采摘回来，对其进行“杀青—揉捻—堆积—复揉—烘干”，初制成毛茶，再经“蒸—干—揉—踹—压”过程制成精制茶，初、精制全程多环节实现了机器替代人工。

　　五、涅槃重生：加工的科学化与贸易的再崛起

　　受茶叶科学发展与机械化制茶推广影响，传统黑茶技术开始向现代化过渡。随着初制、精制与再加工技艺进步，黑茶技术体系逐渐科学化、规范化与标准化。改革开放以来，黑茶在理论、技术、商贸等领域全面发展。21世纪以来，随着清洁化生产普及、品质认证开启、茶文旅融合以及品牌打造、研究所建立与人才队伍建设等工作的推开，黑茶产业再度崛起，黑茶文化历久弥新，形成了更多的经济增长点。

　　(一)黑茶加工技术的科学化

　　安化黑茶于1939年实现半机械化工厂加工，这是黑茶加工由人工迈向机械化的开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羊楼洞镇政府决定保护砖茶文化遗产。1953年，羊楼洞砖茶厂迁至赵李桥，从此正式进入机械化时代，至改革开放前，羊楼洞砖茶产量呈稳步上升趋势。1956年，确定赵李桥茶厂为边销茶专供企业，砖茶产量逐渐恢复。这一时期，各类黑茶纷纷开启机械化流水线生产，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六堡茶冷水渥堆工艺的创立标志着黑茶渥堆发酵技艺的诞生。冷水渥堆技术出现之前，炊蒸压篓的传统发酵技术占主导地位。1958年，冷水渥堆技术取代炊蒸压篓技术成为六堡茶的主要精制技艺。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旋转式蒸茶机、水力磨茶机、电动压箩机等茶叶蒸、压机器被研发出来，形成“双蒸双压”技术并延续至今。1968年，雅安茶厂与蒙山茶厂共同研制了加温加湿渥堆技法，并将新工艺的制造工序定为：蒸青—初揉—初拣—初干—复揉—渥堆—复拣—干燥，提高了茶叶发酵与陈化速度，提升了生产效率。

　　普洱茶通过引入加温加湿的渥堆技术，创制了普洱熟茶，这也是普洱茶采用黑茶制作技艺的开端。1973年，勐海茶厂、昆明茶厂、下关茶厂等各大普洱茶厂技术员赴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学习加温加湿发酵技术，并开启普洱熟茶研制。1975年，加温加湿发酵技术在昆明茶厂试制成功，普洱熟茶开始批量生产。然而，关于普洱茶的茶类问题却始终争议不断。有研究将普洱陈茶归为黑茶，认为陈放可以起到自然发酵的作用，但陈放并自然发酵至黑茶的程度，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所以陈放不能算作一种后发酵工艺。因此，仍应以普洱熟茶的诞生作为普洱茶进入“黑茶时代”的起点。

　　(二)黑茶加工理论的发展与贸易问题的出现

　　1978年，中国茶叶学会在山西太原中国农学会学术讨论会上宣布复会，随后，四川、湖南、广西等省份成立了茶叶学会，为现代黑茶科技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次年，陈椽在其论文《茶叶分类理论与实践》中，以茶叶变色理论为基础，根据黄烷醇变化幅度对比不同茶叶，依照形状、色泽、制法、品质等将中国茶叶分为绿、黄、黑、白、青、红六大类，并将黑茶品质特点归总为：叶色油黑或褐绿色，汤褐黄或褐红，要求部分黄烷醇迟缓氧化，但黄烷醇的氧化主要不是靠酶促作用。茶类不同，催化作用的因素也不同，一般制法是堆积变色。其中，黄烷醇氧化程度是划分茶类的标准，通过“堆积变色”使得黄烷醇迟缓氧化以达到黑茶的品质要求。自陈椽对茶叶进行分类后，黑茶研究不断深入，各类黑茶产业也随着国家与地方政策变革呈现出不同的成效。1991年，刘仲华作为湖南农业大学茶叶制造化学团队核心，在《茶叶科学》出版《黑茶制造化学》专辑，奠定了现代黑茶加工理论基础，以此为起点，各方力量通过革新茶叶技术推动黑茶产业发展。进入21世纪，各大类黑茶质量显著提升，效益大幅增长，茶文化日益兴盛。

　　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中，黑茶发展遇到两大问题：一是国际经济形势变动导致黑茶停产，二是一些传统名茶因技术繁杂被市场淘汰。黑茶经济发展陷入短期低迷，传统制作技艺面临失传风险。第一个问题可以六堡茶为例。长期以来，六堡茶出口运输方向取决于南洋华工之流向，而南洋华工之流向又取决于最新探测出的锡矿位置。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锡价暴跌，东南亚锡矿企业大量倒闭，锡矿业彻底没落，六堡茶外贸戛然而止。第二个问题以安化千两茶最为典型。千两茶制作精美，但精细的制作技艺使千两茶面临操作繁杂、费工费时、物料消耗多等问题，导致其被茶厂与茶农抛弃。1983年，为避免安化千两茶制作技艺失传，白沙溪茶厂将老技工聘请回厂制作了300余支花卷茶，但其生产随即陷入中断，直到1997年才得以恢复生产，之后每年产量平稳上涨。除此之外，四川边茶出现了因原料采购困难致使产量下降的情况。整体来看，黑茶发展遭遇较大阻力，在艰难中前行。

　　(三)黑茶品牌打造、茶研究所创建与人才队伍建设

　　21世纪初，黑茶种类划分更加细致，品牌效益逐渐增强，六大类传统黑茶纷纷获得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有的黑茶制作技艺入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特优农产品名录与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化生产促进法》颁布，茶叶清洁化生产技术与理念逐渐被推广，贯穿于茶园环境、茶树种植、茶叶加工、茶叶包装等方面，在促进茶叶质量安全提升的同时，为黑茶的清洁化、规范化与品牌化发展开拓了道路。当前，最具活力的茶叶发展模式是茶文旅融合，安化黑茶与普洱茶在这方面做得较为出色。

　　黑茶是中国特有的茶类，相关研究所都位于国内。茶叶研究所(院)表现为多层级、多样化的构成形式，首先是全国性综合研究所，如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杭州茶叶研究院，其次为涵盖黑茶主产区的各省、区、市农业科学院下属研究所，如湖北省果树茶叶研究所、湖南省茶叶研究所、云南省茶叶研究所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专门的市、县级研究院，如梧州市六堡茶研究院与安化县安化黑茶研究院。茶研所的科研工作贯彻茶树育种、栽培、管理和茶叶加工等全过程，以及天然产物提取、新品开发等多环节，致力于通过科技研发与品牌打造获得更好的市场回馈。在科技研发领域，立足于相关研究平台，开设研修班，进行实验与考察调研，申请研究项目，同茶企进行合作，获得各类科研成果。在品牌打造领域，通过茶叶评审会、“茶王大赛”等加大对于黑茶的宣传力度。

　　黑茶品质的提升、市场规模的扩大与茶文化的弘扬都离不开人才队伍建设，各省、区、市高等教育、中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教学体系建设为黑茶人才的培养打下牢固基础。在此基础上，各市、县区拨出专款，设立专项人才培育工程、搭建平台并提供研究经费。这些项目、工程与平台皆通过地方性政策支持，为发掘与培育黑茶人才营造良好环境。

　　结语

　　自北宋时期黑茶问世以来，已经近千年，整体观之，黑茶的命运，总是在冥冥之中同国运兴衰捆绑在一起。黑茶所具备的战略价值，根植于中原王朝对战马以及游牧民族对黑茶这两大互补且无可替代的需求。在边销贸易中，游牧民族对黑茶的偏好，比如对茶叶色、香、味等方面的诉求，进一步影响了茶叶的产地、栽培与加工方式，川陕茶与湖茶因之而兴，以此推之，包括因俄而兴的湖北青砖茶与因侨而兴的广西六堡茶，根本原因也都是源自茶客对于黑茶的需求与偏好。在国内与国际形势变化之时，供需源头被切断，供需平衡被打破，危机出现，而技术变革与政策调整应势而为。发展至今，亦是此理。通过回顾过往、审视当下、展望未来，研究做出如下总结：

　　第一，回顾过往，在政治带动、经济分化、技术转型的作用下，黑茶在适应社会环境中发展。在国家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黑茶显现出更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属性，正如美国历史学者埃丽卡·拉帕波特所说，茶叶不仅仅是一种植物或一种饮品，而是一股解决身体、国家和世界性问题的文明力量。黑茶技术的成熟与贸易的发展本就是应宋明时期国家与社会发展之需，从而产生、进步并壮大，它反映了中原王朝与西部少数民族分别对于马与茶的需求，因需求而有贸易，因贸易而有发展。除茶马古道之外，茶船古道、万里茶道同样是民族间、国家间茶贸交流的友谊桥梁与历史见证，打上了深深的文化互鉴烙印。

　　第二，审视当下，在科技研发、品牌打造、文化挖掘的过程中，黑茶在不断积蓄力量中前行。近十年来，黑茶产业再现蓬勃发展之姿，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与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为黑茶传统技艺传承与产业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2022年11月29日，“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申遗成功，代表性非遗项目共44项，其中黑茶占10项，数量上仅次于绿茶。黑茶产业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将茶饮思想与技法更好地同现代生活方式与科学技术对接，充分发掘黑茶文化，推动茶产业发展，构建内、外贸易共同发展的“双循环”格局并深入推进区域特色茶业经济开发，乃是努力的方向所在。

　　第三，展望未来，在文化传承、信息赋能、价值转化的道路上，黑茶在谋求更高目标中探索。习近平总书记在给首届中国国际茶业博览会的致贺信中指出：中国是茶的故乡。茶叶深深融入中国人生活，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从古代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茶船古道，到今天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茶穿越历史、跨越国界，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希望你们弘扬中国茶文化，以茶为媒、以茶会友、交流合作、互利共赢，把国际茶博会打造成中国同世界交流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共同推进世界茶业发展，谱写茶产业和茶文化发展新篇章。黑茶对于凝聚中国各民族地区以及连接丝绸之路各国而言具有独特作用，要发掘、利用并传承黑茶历史文化，发挥其纽带作用。利用新兴信息技术推进黑茶发展是一条重要路径，发展农业文化遗产元宇宙可为黑茶文旅发展创造良好的平台。

　　往事越千年，黑茶偶得于边贸活动中，后经历代茶农不断改制、精进技艺，成为中国茶叶中独具特色且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堪称大宗。其发展始终与中原王朝的边防战略如影随形，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以及中国同俄、南洋诸国之间的文明互鉴，并随着国内与国际局势变化而跌宕起伏。当前的黑茶产业方兴未艾，系统梳理与分析黑茶起源、演变与发展的历史脉络，不仅能为茶业史研究提供一种宏观视角与分析思路，也能为未来黑茶文化传承与贸易发展提供镜鉴。秉持这一理念，挖掘与激发传统黑茶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经济活力，辐射带动民族与区域间的经贸往来，将黑茶事业发展成为地方经济腾飞的引擎、区域文化交流的纽带、生态农业发展的典范，由此古为今用、守正开新，方可迎来黑茶之复兴。

　　文献引用格式

　　卢勇，任思博.黑茶起源、演变与发展考[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5，54 (02): 4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