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开西域之迹

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越葱岭，西行至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处），经康居（今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抵达大月氏（今乌兹别克斯坦阿姆河北岸）。第二次出玉门关，抵达乌孙（据传乌孙国的都城赤谷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附近），并遣副使赴大宛、康居等邻国。

张骞出使西域被称为是“始开西域之迹”，将中原与西域、中国与中亚通过陆上丝绸之路紧紧联系在一起。1877年，德国学者李希霍芬第一次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其实，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向外输出的物品远不止丝绸一宗，但以丝绸最为有名。事实上，茶叶也通过这条路，走向了远方，可以说，丝绸之路也是茶之路。而这一切的起点，便是茶马互市。

据成书于唐贞元年间（785年-805年）的《封氏闻见记》一书记载，“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这是中文典籍中关于以茶市马最早的确切记载。

波斯（今伊朗）百科全书式学者比鲁尼在11世纪中叶写成的《药学》一书中，记载了他从到过中国的波斯商人那里听来的传闻：“犹如底格里斯河一般宽阔的大河穿城而过。河的两岸，酒坊、炉窑、商铺宛如星列。当地人成群结队地来到河边饮茶，却不会偷偷吸食来自印度的大麻。没有官府的许可，私卖盐茶会像偷盗一样受到惩罚。”可见此时在中原政权看来，茶是能够从少数民族那里换取良马，维持边境和平的重要战略物资。所以在陆上丝绸之路，茶的西传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止步于中国西北的边境地区。

东渡西传

稍晚于李希霍芬提出陆上“丝绸之路”的概念，法国学者沙畹于1913年首次提出“海上丝路”的概念。实际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雏形在秦汉时期便已存在，东汉成书的《汉书·地理志》已经记载了当时中国与南海诸国（今位于东南亚、南亚地区的国家）的海路交往和贸易情况。到了唐代，伴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中国茶文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东渡西传”的序幕也徐徐拉开。

早在唐代贞元年间，地理学家贾耽所著《皇华四达记》就曾将当时中外交往的路线归结为以下七条：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其中既有西北、西南等陆上丝绸之路的路线，更多的则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

其中海上丝路的航线大致可以归结为两条线路：一条是东海航线，也称“东方海上丝路”，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在胶东半岛开辟的“循海岸水行”，即从辽东半岛渡渤海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通道；另一条是南海航线，也称“南海丝路”，是西汉时始发于广东徐闻港到东南亚各国，后延续到西亚甚至非洲的海上贸易通道。正是经过这两条航线，中国茶文化向东传播至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向西传播至西亚和阿拉伯地区，向南传播至东南亚及南亚地区。其中陆路亦可通达的朝鲜半岛被推断为中国茶文化传入时间最早的地区之一。

据成书于高丽仁宗执政时期、朝鲜半岛现存最早的完整史书《三国史记》记载，兴德王二年（827年）“冬十二月……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有之，至于此盛焉”，这些从中国带回的茶种被种在“地理山”（即今智异山），可以被看作是朝鲜半岛栽培茶树的最早记录。

茶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离不开佛教在当地的发展，相传在最早栽培中国茶种的智异山南麓，曾两度入唐的真鉴禅师于双溪寺开辟茶园、推广茶道，现在双溪寺所在的庆尚南道河东郡仍然是韩国绿茶的主要产地之一。而且伴随着唐代以茶礼佛习俗的传入，茶字也开始出现在当地佛教的文献和碑刻中，比如新罗翰林郎金立之的《崇严山圣住寺事迹碑铭》中出现了“茶香”的字样；现藏于韩国东国大学博物馆的《崇严山圣住寺碑片》也有“茶香手”的字样。

据《三国遗事》记载，新罗第三十五代君主景德王曾于景德王十九年（760年）四月，请高僧月明师作散花功德，而且还赐茶以示嘉奖。“王嘉之，赐品茶一袭，水精念珠百八个。”景德王不仅信奉佛教，而且在每年“上巳”日（三月初三）于大殿归正门外置茶会，以茶赐臣民。景德王二十四年（763年），有一位僧人“每重三重九之日”以茶礼佛，“三月三日王御归正门楼上……曰：‘寡人亦一瓯茶有分乎’，僧乃煎茶献之，茶之气味异常，瓯中异香郁烈”。这位僧人就是精于茶事的忠谈禅师，而忠谈以茶礼佛、以茶献王的故事，也在当地被传为佳谈。

遣唐使

随着佛教的传播，中国茶文化也在唐朝传入日本。从7世纪初至9世纪末，日本先后任命了19次遣唐使，其中实际成行的有16次，这些使团中的僧侣在中国茶文化的东传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804年前后，日本僧人最澄和空海随遣唐使扬帆渡海来中国学习佛法。到达中国后，最澄前往天台山佛陇寺，师从道邃、行满，并曾向牛头宗翛然法师问禅。其中行满法师曾是寺院的“茶头”，负责在以茶礼佛的仪式中主持茶道程仪、向香客敬茶等。受到中国茶文化熏陶的最澄在日本延历二十四年（805年）春归国，在离开佛陇寺前，寺院僧侣以天台山茶树的种子相赠。回到日本后，最澄把这些茶种子种在今日本京都附近滋贺县比睿山东麓的日吉神社内。日吉神社园内至今矗立着“日吉茶园之碑”，碑文有“此为日本最早茶园”之句。

空海则辗转来到了长安青龙寺，师从密宗第七代宗王惠果，研习密宗教义。二年后，空海满载着佛经和曼荼罗画（坛城）等密宗法具回到日本。日本弘仁五年（814年），他在献给嵯峨天皇的《献梵字及杂文表》中，提到了自己日常饮茶之事，“观练余暇，时学印度之文，茶汤坐来，乍阅震旦之书。”这是日本文献典籍中最早的关于饮茶的记录。据说，空海还从中国带回一只茶臼，现藏于日本奈良县宇陀市的佛隆寺。

与空海并称“平安三笔”（日本平安时代初期的三位书法家）的嵯峨天皇也促进了中国茶文化在日本的传播。据史书《日本后纪》记载，日本弘仁六年（815年）4月，嵯峨天皇出行礼佛，来到京都北郊的崇福寺，永忠和尚（曾于公元775年乘坐遣唐船来到中国，在长安生活了约30年）率众僧将天皇迎至寺内，礼佛之后，又伴随天皇赶赴梵释寺，并在那里为天皇煎茶，嵯峨天皇被永忠从中国学习到的煎茶法打动，同年6月即命人在畿内并近江、丹波、播磨等国（今京都、奈良、大阪、滋贺、兵库等地）种植茶树，以备每年进贡之用。相传，他还把皇宫内的东北隅辟为茶园。

嵯峨天皇曾与最澄唱和诗歌。在《答澄公奉献诗》中，嵯峨天皇写下了“羽客亲讲席，山精供茶杯”的诗句，可见中国茶文化的标志性人物陆羽此时已为日本人所知。在空海回其道场高野山之际，嵯峨天皇曾设茶宴饯行，并作七言诗《与海公饮茶送归山》：“道俗相分经数年，今秋晤语亦良缘。香茶酌罢日云暮，稽首伤离望云烟。”在天皇的带动下，吃茶趣味在日本贵族阶层流行开来，因时为9世纪前期的弘仁年间（810年-824年），所以也被称为“弘仁茶风”。 

可惜的是，在此后的数百年间，日本的饮茶之风始终囿于贵族阶层，没能潜入寻常百姓家，直到1191年，被尊为“日本茶祖”的荣西禅师从中国带回了茶种。荣西禅师曾两次入宋，学禅于明州（今宁波）的天童寺和阿育王寺，他将自己在中国所学的种茶、制茶以及饮茶之法，即宋代的点茶法，写成被誉为“日本《茶经》”的《吃茶养生记》一书。该书是日本已知最早的有关茶事的著作，在书中，荣西禅师从禅修与延寿的角度，大力推崇饮茶。

此后，从促成以径山茶宴为代表的宋代禅堂茶礼移植东瀛的“圣一国师”圆尔辨圆，到师从禅宗大德一休宗纯和尚，讲求“禅茶一味”的村田珠光，再到“茶汤之深味在于草庵”的茶道宗师千利休，舶来的中国茶文化上升到了兼具美学意味和哲学性的日本“茶道”，由此，喝茶在日本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艺术、宗教和生活方式。

此后，中国茶文化对日本茶文化的影响依旧在延续。明末，一代僧杰隐元禅师将明代的文人茶风传入日本京都的黄檗山万福寺（为隐元所创）。此后，雅号“卖茶翁”的高游外在日本创立了使用叶茶的日本煎茶道，被称为“煎茶道中兴之祖”，与以千利休为代表的抹茶道分流，形成日本茶道的双峰。

茶盏子

8世纪下半叶起，海上丝绸之路日益繁盛，重要性逐渐超过陆路。有学者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推测，贾耽所言“广州通海夷道”以广州为起点，全长1.4万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途经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波斯湾诸国、红海沿岸、非洲东北部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伴随海上丝路的兴起，阿拉伯人的海上贸易网络四通八达。唐代中后期，阿拉伯和波斯的商贸船队已经形成了一条前往中国的固定航线，即从阿曼的苏哈尔或者波斯湾北岸的西拉夫起航，沿着印度西海岸，绕过马来半岛，来到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扬州等港口。

当时有一位出生于埃及的阿拉伯历史学家、地理学家雅库比在其著作中提到“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如果从海上去中国，需横渡七海”。这“七海”，也就是从法尔斯海（今波斯湾）到涨海（今中国南海），以及沿途所经过的拉尔海（今阿拉伯海）、哈尔干海（今孟加拉湾）、箇罗海（今安得曼海）、石叻海（今马六甲海峡）、军突弄海（今昆仑岛）。

1998年，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南勿里洞岛以北4海里处，一名爪哇渔民无意间发现了一些陶瓷碎片，一艘震惊中外的海底沉船就此被发现。经考察，距离沉船150米处有一块黑礁石，研究人员认为这一礁石导致了这艘满载中国货物的航船在此沉没，于是沉船被命名为“黑石号”，又称“勿里洞号”。经过打捞，沉船出水物品达6万余件，主要是来自中国的陶瓷器，也有金、银、铜、铁、铅、石、漆、木、骨、玻璃及香料等物品。

据学者推断，这艘沉船是在印度或阿拉伯-波斯地区建造的，航行目的地是中东，可能是波斯湾的一处港口。船上货物最大宗的是湖南长沙窑瓷器，这批碗的烧制时间为826年。在部分碗上还发现了“荼盏子”的汉字标记。

几乎与此同时，大食（今阿拉伯地区）商人苏莱曼于851年乘坐阿拉伯独桅三角帆船，抵达广州的港口采办中国商品。他注意到中国有了一种新的出口商品——茶叶，并从中国船只的构造和航路沿途的风险等方面，逐条分析了中国与阿拉伯地区开展大规模海上贸易所存在的困难。他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陆上丝绸之路没有走通的中国茶文化西传之路，在海上有所延伸，虽然此时阿拉伯地区想要得到大量的中国茶叶仍然比较困难，但关于茶叶这一物产的信息已经传播至西亚地区。

从未见过其真容

1252年7月，蒙古帝国第三次西征，最终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于1260年6月26日在大不里士建立伊利汗国，这个东濒阿姆河，西临地中海，北界里海、黑海、高加索，南至波斯湾的大国，成为欧亚大陆之间重要的交通枢纽，东西文化荟萃其间。

伊利汗国第七位君主合赞汗在位期间，当地一位犹太药商的儿子拉施特受到重用。学识渊博的他不仅和元朝使臣孛罗合作，撰写了被誉为“世界上第一部世界史”的《史集》，而且还撰写了一部农学与植物学著作《迹象与生命》。在占全书近三分之一篇幅的“印度与中国树木”一章中，他收录了数十种原产自中国的木本、草本植物，其中就包含了茶树。

除此之外，拉施特还写道：“根据泡出的汁液的不同，茶叶可分为：御茶、中档茶和普通茶。御茶是将麝香、樟脑及其他配料与茶叶混合在一块压制而成的，有专门的官员监制。将茶叶用磨石碾碎，像（碾磨）海娜花那样，然后用筛子筛好，再用纸卷包裹起来，在上面盖上官印，以缴纳商税。任何人不缴税就不能贩卖，违者获罪。”而且据拉施特记载，忽必烈意识到了茶叶的经济价值并“下令将茶树运至契丹之地，栽种在花园中，茶树长大后，任何想栽种茶树的人皆可移植”。

在《拉施特书信集》中收录了一封忻都（今印度）的灭里·阿老丁寄给拉施特的信，信中附有一份礼品清单，其中就包含中国茶叶。而在阿拉伯半岛的也门，1304年拉苏勒王朝曾向马穆鲁克苏丹国赠送了一批礼物，其中有中国的麝香、锦缎、瓷器以及茶叶。由此可见，得益于蒙元帝国的巨大疆域对陆上丝绸之路的拓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局限被打破，使中国茶的饮用传播至西亚地区。但在16世纪中叶之前，对于西亚地区的普通人来说，“茶仍是人们道听途说、津津乐道却从未见过其真容的商品”。

直到16世纪中叶后，清朝政权疏于对边疆茶叶贸易的控制，大量茶叶被私商运往新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地区销售，情况才有所改变。当地牧民很快就迷上了这种滋味，随后满载着茶叶的大篷车踏上陆上丝绸之路，从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出发，长途跋涉穿过土库曼斯坦境内的卡拉库姆沙漠和伊朗高原北部的卡维尔盐漠，最后抵达约1600公里外的波斯首都伊斯法罕。

万国来求

在东南亚国家中，自秦汉时期就曾纳入中国版图的越南，是中国茶文化南传的一个切实例证和重要节点。越南与中国云南、广西两地接壤，也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境外的第一站。自唐武德五年（622年）设交州总管府起，终唐一朝，位于今越南地区的安南、日南和交趾等地都处在中国的管辖之下。

在交往之中，越南人接触到中原地区的饮茶之风和种茶技能，并很有可能将其带回了越南。中唐时期的诗人张籍所作《山中赠日南僧》一诗，就有这样的诗句：“甃石新开井，穿林自种茶。时逢南海客，蛮语问谁家。”到了唐代中晚期，茶在越南已是较寻常的饮品了，据成书于唐宣宗大中十年（856年）的《膳夫经手录》记载，“衡州衡山团饼而巨串……虽远自交趾之人，亦常食之，功亦不细”。

以越南为转运站，通过贾耽所言“安南通天竺道”，中国茶文化还继续向南传播。特别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盛行，中印两地之间的文化和贸易往来日益频密，不仅有玄奘、义净、慧日等高僧西行求法，波罗颇、迦罗密多罗、阿地瞿多等印度高僧也曾来华弘扬佛法，在印度大量典籍传入中国的同时，“唐代丝、茶、瓷及其他土特产品不断输入天竺，并成为帝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之一”。天竺僧人入唐后，也经常会接触到茶。据记载，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年），天竺密宗高僧释智慧奉诏入西明寺任译经师，唐德宗曾赐茶给他。

唐代时，正值盛世的中国与周边各国之间的贡赐往来和贸易频仍，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置羁縻诸州，皆傍塞外，或寓名于夷落。而四夷之与中国通者，甚众。”这使茶叶作为中外交往和贸易往来中必不可少的物品，被出土于敦煌藏经洞的唐代文献《茶酒论》描述为“万国来求”。

自此之后，除了中国沿海地区实行海禁的特殊时期，茶叶出口销售的盛况一直延续到16世纪西方主宰的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前。1508年葡萄牙打败了威尼斯支持的从阿曼湾派出的埃及舰队，随后葡萄牙人通过在阿拉伯人控制的海岛、港口建立葡属殖民地的策略粉碎了阿拉伯人的贸易网，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等地建立起属于葡萄牙的贸易网络。1556年，葡萄牙商人以澳门为据点，通过中国南部沿海港口-果阿-里斯本的航线将中国茶带到了欧洲，随后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纷至沓来，从此引发的商业竞逐和军事角力改变了整个世界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