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背后的宋朝社会及历史变迁

2023-09-15 08:00

发布于：山西省

这里要介绍的“宋词”，不是我们常说的唐诗宋词，而是指宋代的词汇。词语是记录历史信息密码的文化DNA。一个词语的诞生，可能反映了一种生活方式的流行，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一种制度的施行；而一个词语的消亡，也可能见证了一些事物的失踪，一段历史的终结。

举例而言，研究者发现，明代冯梦龙整理的“三言”，里面多处提到了“瓦舍勾栏”，这是因为，“三言”乃是据宋元话本整理而来，保留着宋元社会的信息，“瓦舍勾栏”便是宋元人熟悉的城市文化形态。而在凌濛初的“二拍”中，却无一处提及“瓦舍”，因为“二拍”是明代文人创作的拟话本，隐藏着的只能是明代社会的信息，明人对于“瓦舍”的陌生与遗忘，显示瓦舍勾栏已经完全在明人生活中消失。

从文本学的角度，历史研究者完全可以根据“三言”、《水浒传》中的用词，来分析哪些内容是宋代话本的遗存，哪些内容是元明文人的增补。

人们也可以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从一个词的流行或消失，来解读时代的变化。正如近些年来，媒体在每一年的年末都会评选出一个年度汉字，借以呈现一年来的社会热点。

宋朝产生了许多只有宋人才使用的词语，它们一一对应着宋代才有的生活、社会、经济与政治特色，是宋朝文明的体现。这些宋“词”的消失，或者词义改写，也绝不仅仅是语言学的现象，而是宋朝文明发生了断裂的表征。

下面是一组我挑选出来介绍给读者的宋“词”，从中我们能够看到宋朝社会生活的无数片段，并可以将它们组合成一个立体的宋朝。而从这些词语在元代、在明初、在清代退出社会用语领域的语言学现象，我们更是看到了一场令人唏嘘的历史变迁。

【瓦舍勾栏】

宋时瓦舍，又叫“瓦市”、“瓦子”、“瓦肆”，是宋代城市的市民娱乐中心，瓦舍内设有酒肆、茶坊、食店、摊铺、勾栏，勾栏是商业演出场所，每天表演杂剧、滑稽戏、讲史、歌舞、傀儡戏、皮影戏、魔术、杂技、蹴鞠、相扑等娱乐节目，“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终日居此，不觉抵暮”。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市民文化，是到了宋代才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是从宋朝的瓦舍勾栏与市井间生长出来的。

元代时，瓦舍勾栏犹存，但入明之后，瓦舍勾栏作为一种城市建制，已经销声匿迹，城市中不再有瓦舍勾栏。在明人的语境中，“勾栏”也从商演场所变成了妓院的别称。这里的原因，一方面是改朝换代之际，大部分瓦舍勾栏毁于战乱；另一方面是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严厉限制市民娱乐，但凡“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导致城市娱乐业迅速衰落。要等到中晚明时才恢复繁华，但瓦舍勾栏则再未复活。

【关扑】

关扑，又叫“缴扑”、“关赌”，是盛行于宋元时期的博彩活动，既有赌博的性质，又是一种市场交易方式与市民娱乐方式。宋朝的商店或小贩，流行用关扑吸引顾客，假如你是宋朝人，在市场上看中某样商品，你可以按市价买下来，也可以只掏一点钱参与关扑，赢则得物，输则失钱。北宋时，法律禁止市民赌博，只在春节、寒食、冬至等节假日放开赌禁。南宋时，禁赌的法令已被突破，关扑成了市场上天天都有的促销手段。

明初朱元璋以严刑酷法禁止民间博彩，“造逍遥楼，见人博弈者、养禽鸟者，游手游脚者，拘于楼上，使之‘逍遥’，尽皆饿死。”宋元时盛行的关扑买卖，自此消退，连“关扑”一词也退出了日常用语领域。

【蹴鞠】

蹴鞠，又叫“蹴球”，是宋朝盛行一时的足球运动。宋人对于蹴鞠的热爱，半点不亚于现代英国人对于足球的热情，不但城市中有蹴鞠比赛的热闹场面，“宝马嘶风车击毂，东市斗鸡西市鞠”，农村人也很喜爱蹴鞠，“乡村年少那知此，处处喧呼蹴鞠场”；不但有商业性的蹴鞠表演，还有出现了“齐云社”、“打球社”、“蹴鞠社”等协会，每一年，“齐云社”都要组织一届全国性的蹴鞠邀请赛，叫做“山岳正赛”，类似于今日的“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蹴鞠的衰落也是发生在明代。明初朱元璋发布圣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作卖买的，发边远充军。”这里的“蹴圆”，即指蹴鞠运动。到了天启年间，还有禁令：“严禁民间举放花炮、流星，击鼓、踢球”。清初也禁止蹴鞠：“谕礼部、闻满州、蒙古、汉军汉人及诸色人等，年当幼少，皆踢石球为戏；本朝平素学习艺业，骑射之暇，穷涉书史。各该旗中牛录及衣牛录，即行严禁。”中国蹴鞠运动遂一蹶不振。

【脍】

脍，指生肉片，传入日本后称为“刺身”。脍在宋人饮食中非常时尚，“野鱼可脍菰可烹”，欧阳修、苏轼、陆游都是鱼脍的发烧友。明清之际，脍作为一种食物不再流行。有人统计过，“脍”明清在小说中出现的频率远低于在唐宋诗词。

【点茶】

点茶，宋代特有的茶艺。在中国历史上，宋人的烹茶方式是独一无二的，汉唐人虽然也饮茶，但饮用的方式比较“粗暴”：将茶叶放入锅里煮，并加入姜、葱、茱萸、薄荷、盐等佐料。元明时期形成、流传至今的泡茶法，也过于朴实、简易，难以发展成一套繁复的烹茶工艺。

宋人烹茶，有一套繁复的程序：首先，用复杂的工序将茶叶制成茶饼，再用专门的茶焙笼存放起来。烹茶之时，从茶焙笼取出茶饼，用茶槌捣成小块，再用茶磨或茶碾研成粉末，还要用罗合筛过，以确保茶末都是均匀的粉末状。用茶釜将净水烧开后，马上调茶膏，每只茶盏舀一勺子茶末放入，注入少量开水，将其调成膏状。然后，一边冲入开水，一边用茶笕击拂，使水与茶末交融，并泛起茶沫。击拂数次，一盏清香四溢的宋式热茶就出炉了。这个烹茶的过程，就是“点茶”。

宋代点茶的技艺传入日本，形成日本保留至今天的抹茶、茶道。但在中国本土，元明时期，点茶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以致一位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学者，居然不知道宋人点茶的工具“茶筅”为何物：“祭礼无茶，今偶一用之，若朱礼每称茶筅，吾不知茶筅何物，且此是宋人俗制，前此无有。”

【插花】

插花，宋人又称“瓶花”，是文人士大夫把玩的雅道。宋代正好是插花艺术的鼎盛期，之前虽然也有插花，但一般只流行于宫廷与贵族家庭，或表现为佛堂供花；到了宋代，插花成为整个社会的生活时尚。

元代时，插花艺术转入“沈滞期”，明代中后期虽有复兴，但朱元璋的立国精神却以反对游畋、赏玩为特征，再不复有官民共襄花事之盛举。至清中叶之后，“由于战乱，经济困疲，插花已不流行，遇有节日，则以盆栽勉强充数，其作风多流行于装饰或因袭，故作风繁缛而庸俗”（参见黄永川《中国插花史研究》）。

【烧香】

“烧香”一词，我们现在还有用，但一般跟“烧香拜佛”连用，指民间宗教礼仪。但在宋朝，烧香是文人雅道，又称“焚香”。宋代是香文化的繁盛期，之前焚香只限于贵族与寺院，在宋代则成为文人的生活时尚。宋人在宴席、读书、雅集、博古之时，都会焚烧香药。

但在晚清时候，由于国民生活质量的下降，烧香之道日渐式微。倒是在日本，至今还保留着传统的“三雅道”，即香道、花道、茶道，其实就是宋人的烧香、插花、点茶技艺。

【奁产】

奁产，字面的意思，是指女性的嫁妆。其实是代指女儿在娘家的财产继承权。按宋朝法律，“在法：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男之半。”女儿获得的财产，就是“奁产”，即以办嫁妆名义给予女儿的财产。宋朝女性随嫁的奁产，名义上为夫妻双方共同财产，但不归夫家所有，夫家分家析产时，奁产不可分。实际上，奁产的所有权与处分权，都归女方掌握，女方可以拿出来奉献给夫家，也可以自己保管。以后假如夫妻离婚，或者妻子改嫁，女方有权带走她的全部奁产。

宋朝之后，女性就失去这种处分奁产的权利了。元代《通制条格》收录的一条法令说：“今后应嫁妇人，不向生前离异，夫死寡居，但欲再适他人，其元（原）随嫁妆奁财产，并听前夫之家为主。”明律和清律都继承了这一立法精神，如《大明会典》和《大清律例》都明文规定：寡妇“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

【和雇】

宋代的和雇，即今天我们所说的雇佣制。历代，政府修建的工程或官营手工业需要劳动力，通常都是采用徭役的方式，强征民夫服役。宋代开始转向和雇制，即政府出钱，雇佣劳动力。

但元朝与明前期又恢复了徭役方式，这就是元明时期的匠户制。明初大约有三十万工匠，包括轮班工匠、住坐工匠，这些工匠编入匠籍，世代为匠子孙相承，不得自由择业。轮班工匠必须定期赴京师无偿服役，路费自带，服役时间一般为三个月。住坐工匠则就地服役，每月服役十天，朝廷发给一点伙食津贴。成化年间，奴役性质的匠户制才趋于瓦解。

【揽户】

揽户，即税务代理人。宋朝时，代理缴税业务是合法的，政府给从事税务代理的揽户发放“身牌”，作为揽税的从业资格证书。税户纳税，可以自己交给官府，也可以委托给揽户代理。一些富商、富民也会聘请揽户代理他们的税务。

明清时也有揽户，但在法律上税务代理已属必须禁止的非法行为，在语境上“揽户”也是明显的贬义词。法律身份的非法定性、道德评价的一概否定，等于切断了揽户向更高形态进化的路径。如果像宋政府那样给予其合法身份，揽户未必不会演化为近代的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

【局院坊园】

局院坊园，宋朝政府创设的四类国家救济机构：慈幼局、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宝庆四明志》记录的“制府两司仓场库务并局院坊园等”，其中“局院坊园”便是慈幼局、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局院坊园正好对应人的四大难题——生老病死：慈幼局是收养弃婴的机构；居养院是收留贫乏不能自存之人的福利养老院；安济坊是收治贫困病人的福利医院；漏泽园是收葬孤寡、贫寒逝者的公墓。宋政府建立的福利体系，基本上涵盖了“生有所养，老有所依，病有所医，死有所葬”诸个层面。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国家福利最为发达的时代，不但超越了汉唐，后面元明清政府建立的国家救济模式，也未能超出宋人创立的“慈幼局+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范畴，甚至在规模与管理上反不如宋代。

【潜火队】

潜火队是宋朝政府设立的消防部队，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专职的、公共的消防队。在北宋东京，街巷每隔三百步有一所“军巡铺屋”，每所铺屋布置“铺兵”五人，负责“夜间巡警”。城中高处又建有“望火楼”，“楼上有人瞭望”，楼下“有官屋数间，屯驻军兵百余人”，还有“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叉、大索、铁猫儿”等消防设备。一发现哪处起火，马上驰报，潜火兵即刻出动，“汲水扑灭，不劳百姓”。其他城市也设有潜火队。

但这种专业化、职业化的城市公共消防机构，宋后便不复存在。明代的“火甲”虽然也有防火之责，但“火甲”并不是专职的消防机构，实际上它是按照里甲复制出来的劳役，若干户编为一甲，甲中人户轮值应役，巡更守宿，防贼防火。

【郡圃】

郡圃，是宋人对于州郡政府建造的园林的称呼，也叫“公园”、“州园”。宋朝的每一个州郡，通常都修建有郡圃，韩琦说：“天下郡县无远迩小大，位署之外，必有园池台榭观游之，所以通四时之乐。”这些郡圃，基本上都是或长年或定期对公众开放，任人游玩。可以说，宋代的郡圃就是城市公园。

只是宋亡之后，这样的公园建制便宣告结束了，明代士大夫甚至对宋人广修郡圃的行为很不以为然，“计其供张尊俎之费，取给于公帑者，一皆民力之所奉也；而狱讼征徭，且无暇以修职守；导吏民以相习于逸豫，不忧风俗之日偷，宜其为治道之蠹也滋甚”。到晚清时，人们几乎已经完全忘记了“与民同乐”的公园传统，端方等五大臣率团出洋考察，第一次看到西方的城市居然普遍设立公园，不由感慨万端：“每至都会繁盛之区，必有优游休息之地，稍得闲暇，即往游观，辄忘车马之劳，足益见闻之陋”。

【坊郭户】

坊郭户，即宋朝的城市户口，与“乡村户”相对。凡居住在城市的官员、士绅、商人、小商贩、城市手工业者、雇佣工、一般居民，都计入坊郭户。坊郭户的出现，反映了宋代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后来的元明清均未再将坊郭户划出来，则显示了元明清当局对城市化的漠不关心与城市化进展的迟缓。历代城市人口比重的数据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据赵冈先生的研究，西汉的城市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17.5%，唐代约为20.8%，南宋达到22.0%，元明时期城市人口的比重严重下滑，清代嘉庆年间降至6.9%，到了光绪年间才缓慢回升至7.7%。

【小报】

小报，北宋时出现的市场化民办报纸，又叫做“新闻”。刊印的内容一般是办报人自己刺探来的时政消息，以及约写的意见评论。严格来说，宋朝小报属于非法经营，但朝廷一直拿它没办法，到南宋时，小报的规模更加壮大，每日一期，“遍达于州郡监司。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经营小报的人竟能“坐获不赀之利”。宋朝大都市的早晨，每天都有人卖新闻小报。

明清时期也有传播于民间的报纸，但基本上都是翻印“京报”的内容，没有自己采写的消息与言论。相较而言，明清京报只是传统的邸报而已，而宋朝小报则更接近于近代新闻报纸。

【房廊】

房廊，是宋人对房地产业的称呼。宋人说：“房廊之家，少者日掠钱三二十千，及开解库、店业之家，家计有数十万缗者，营运本钱动是万数”；“豪右兼并之家占据官地，起盖房廊，重赁与人”；“富家巨室竞造房廊，赁金日增”；“兼并之家物业不一，或有邸店房廊，或有营运钞物，初无田亩”。这里的“房廊”就是房地产业，“房廊之家”即房地产开发商。宋代是楼市最繁荣的一个历史时期，明初则进入楼市的萧条期，以致典当行几乎不接受房契的抵押。

【时估】

时估，依时估价之意，是古代的一种定价机制。唐代已有时估制度，指每旬由政府任命的市令对市场上各类商品的价格作出评估，根据商品质量的优劣定下上、中、下三等时价。简单来说是，是政府定价机制。宋代的时估，是每旬的最后一天，各州县召集当地各行铺户，评估下一旬的商品销售价格，并登记成表格，然后逐级上报，最后汇总于三司存档，是市场定价。熙宁变法时，宋政府还将每月各地的时估数据急递至各州县，公布于墙，供各州县商人往外地贩运货物时参考。

后来的明王朝还沿用时估制度，但已流于形式，最后只是由各部大臣每年合议评估一次物价，完全脱离了市场现实。而且明政府对于发展商业全无兴趣，失去想象力，时估只是用于政府购买物资的定价而已。

【检校】

检校，宋代实行的国家监护与财产信托制度。什么意思呢？假如宋朝的一名孤儿，名下拥有两百万贯的财产，而这孤儿尚未成年，明显缺乏自主处分财产的能力，那么又该怎么办？宋人的办法是，由政府设立一个信托机构，代为托管遗孤的财产，这叫做“检校”。根据宋朝的检校法，一名孤儿如果失去了全部的直系成年亲人，政府便有责任将他的财产核查清楚，登记在册，存入检校库，然后定时从代管的财产中划出若干，发给遗孤作为生活费，等遗孤长大成人，政府再将代管的财产交给还他。

宋神宗年间，朝廷采纳了开封检校库的建议，允许设于各地的检校库将他们托管的财产作为本金，投资于抵押贷款，从而将原来沉淀在仓库里的资产盘活起来。放贷所得的利息，则用来支付遗孤的生活费。这时候的检校库，已经接近于今日的信托投资基金了。这一制度放在一千年前，无疑是非常先进的。可惜宋朝灭亡后，检校制度也随之湮没不闻。

【交引】

交引是宋代榷禁制度下商人领取盐、茶、酒、矾、铁、香药的贸易凭证。商人获得交引的途径有二：一是向政府设立的榷货务入纳现钱，换取交引，然后凭引到指定地点领取盐茶等商货；一在边郡入纳粮草等，政府估价后发给交引，商人凭交引可赴京城或产地领取钱或者盐茶货品。为吸引商人赴边纳粮，宋政府的估价远高于市场价，高出市场价的那部分，叫做“虚估”，市场实际交易价则叫做“实估”，宋代交引的面值，就由“实估”加“虚估”组成。由于“虚估”隐藏着巨大的利润空间，交引也就从原来的提货单性质演化成一种有价证券，得到交引的商人一般都不直接提货，而是转卖出来。交易交引的场所叫做“交引铺”，类似于今天的证券交易所。

宋代之后，明清继续保留食盐的间接专卖，民间虽有私下的盐引交易，但已属非法的黑市，如明代成化年间的一条法令要求，商人如果典当、买卖盐引，将“俱问罪，引目、盐货入官”。这也意味着宋代孕育出来的证券市场，在宋朝灭亡之后，并未能继续发育壮大。

【楮币】

椿币是宋人对纸币的称呼，因为印制纸币的纸是用楮皮制造出来的。北宋发行的纸币主要是交子，南宋发行的纸币主要是会子。交子与会子的发行实践，让宋人更加深入地认识到货币的本质是“信用”，而不是“实用价值”，如辛弃疾说，“世俗徒见铜可贵而楮可贱，不知其寒不可衣，饥不可食，铜楮其实一也。今有人持见钱百千以市物货，见钱有搬载之劳，物货有低昂之弊；至会子，卷藏提携，不劳而运，百千之数亦无亏折，以是较之，岂不便于民哉？”

倒是在数百年后的明朝，思考经济问题的学者对于“信用货币”的性质居然难以理解，如明代著名的学者丘浚认为，“所谓钞者（纸币），所费之直不过三五钱，而以售人千钱之物。呜呼！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浅深，其价有多少。直而至于千钱，其体非大则精，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乃以方尺之楮，直三五钱者而售之，可不可乎？”这当然不是丘浚个人学识粗陋的原因，而是因为明代信用经济极不发达，影响了当时人对纸币的认识。

【买扑】

买扑，是盛行于宋代的一种招投标制度，又叫“扑买”。扑，有博弈、竞争之意；买，即买卖、交易。合起来，“买扑”的意思就是竞价买卖。宋朝的“买扑”制度广泛应用于特许经营权拍卖、官田出让与请佃、商税承包、政府采购等范围，并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的招投标程序：包括确定标底、公告招标、实封投标、开标、公示、签订合同。设计之精妙，堪比今天的招投标制度。

元代时还有买扑制度的残余，只用于包税，以致明代的学者以为宋代买扑制度就是包税制。而且，说起宋代的买扑制度，明人也很不以为然，如丘浚说：“墟市之聚集既买之，津渡之往来又买之，甚至神祠之祭赛亦买之，为国牟利之琐琐至于如此，虐民慢神不亦甚哉。”显然明代学者已经丧失了理解招投标制度的经济学方法论。

【市舶司】

市舶司，宋政府设于港口城市的外贸管理机构，相当于海关。这其实也是宋朝重视海外贸易的体现。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之后，立即扭转了宋元以来开放的市舶制度，严厉禁止商民出海贸易；与此同时，传统的朝贡贸易却重获重视，市舶司彻底沦为接待朝贡使团的机构。有人说明朝沿用了宋代市舶司制度。此说并不准确，因为明代市舶司的职能跟宋代的并不一样。晚明时尽管有隆庆开关，但也只是开放一个月港，海关抽解每年不过区区二三万两银，跟宋王朝整个海岸线都对外开放、每年抽税以百万贯计的格局不可相提并论。

【监】

古代的监，指一种政府机构，如国子监，明朝的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但宋代还有一种其他王朝所无的监，类似于经济特区，比如某地具有某类丰富的物产资源，宋政府就会将当地划分为监，相当于设立经济特区。宋朝前前后后设有六七十个监，从行政层级来看，既有州级监，也有县级监；从类型看，有盐监（当地产盐）、钱监（当地有铜矿）、矿冶监等。

经济特区性质的监的设置，显示了宋王朝对于发展经济的热切。宋之后，这类监便不见踪影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政府的经济热情的消退。

【务】

务是宋朝常见的一类机构，如楼店务、造船务、水磨务、酒务、榷货务、便钱务、交子务、市易务，都是跟工商业有关联的经济部门，如楼店务主管公租房；水磨务主管官营水力磨坊；榷货务负责向商民发行及收兑各类有价证券，在发生通货膨胀的时候，榷货务也会通过向市场投放有价证券来回笼货币，具有中央银行的一部分功能；便钱务是提供异地汇兑服务的机构；交子务是印制与发行信用货币的机构；市易务则类似于投资公司。

从历史来看，宋朝设置的经济部门是最多的，除了各种务之外，还有市舶司、盐井监、钱监、青苗法、检校库、抵当所等，宋政府还配置有主管经济的官员，叫“监当官”，“掌场务、库藏、出纳之事，其征榷场务，岁有定额，以登耗为殿最赏罚”。这可以看作是宋代重商主义的一个表现。

后来晚清在近代化转型压力下才有类似的表现：先是地方督抚在镇压太平军叛乱的过程中自行设立了厘金局、税局、捐输局、转运局、采运局……；洋务运动期间，地方大员又建立了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江南制造总局，等等，并任命了一批候补官主管局务；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也提议成立农局、工局、商局、铁路局、邮政局、矿物局等。就经济质能而言，晚清的局跟宋朝的务是差不多的。不同的是，晚清是因为原有体制对近代化转型丧失了适应能力，所以只好在体制外设立局来应对近代化事务；宋朝的务则是宋朝体制的一部分。如果说，晚清是被动的近代化，那么宋朝便是主动的近代化。

【断由】

断由，即法官对一件案子作出判决的理由，是基于哪些法律条文、什么法理依据而作出该判决的。宋代实行“断由”制度，所有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在结案宣判之后，法院要给原告与被告两造出具结案文书，结案文书中必须包含断由。如果法院只给出一个简单的判决而拒绝出具断由，那么当事人可以越诉，到上级法司控告原审法官。这种断由制度，我尚未见其他王朝也明确实行。

【奸从夫捕】

“奸从夫捕”是宋朝的一道比较独特的立法，意思是说，已婚女性与他人通奸，要不要告官治罪，以丈夫的意见为准。这一立法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在强调夫权，实则是对婚姻家庭与妻子权利的保护，使女性得以避免受外人诬告。我们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比较容易弄明白了：宋朝法律认为通奸罪是属于“亲不告，官不理”的亲告罪，如果丈夫可以容忍自己戴绿帽子，法庭就不必多管闲事了。按照“奸从夫捕”的立法，潘金莲与西门庆通奸，被卖梨的小郓哥发现，那么小郓哥可不可以到衙门检控？不能。小郓哥去检控了，衙门也不会受理。

元朝时，奸从夫捕之法被废弃，原因是当时有官员发现，民间有些男人“纵妻为娼，各路城邑，争相仿效，此风甚为不美”，“盖因奸从夫捕之条，所以为之不惮”。只有废除奸从夫捕之法，要求“四邻举觉”，小民才“自然知畏，不敢轻犯”。元廷因此颁下新法：今后四邻若发现有人通奸，准许捉奸，“许诸人首捉到官，取问明白”。人民群众心底的“捉奸精神”从此被激发了出来。

【封案】

封案，指宋朝法官在审理一些轻微罪（杖以下）的案子时，通常在对犯罪人作出刑罚判决（比如杖八十）之后，基于情理法的衡平考虑，先将判决书入匣，暂不执行判决的刑罚。实际上就是缓刑制度，有时也叫做“寄杖”、“勘杖”、“勘下杖”。如果犯罪人能够悔改前非，则刑罚不再执行；如果犯罪人不思悔改，则开匣取出判决书，执行刑罚，这叫做“拆断”。

可惜“封案—拆断”制度似乎为宋朝所独立，宋朝覆灭后，这一古典的缓刑制度便湮灭了，以至今日许多专业的法律工作者都未必知道“封案—拆断”制度为何物。

【鞫谳分司】

鞫，即鞫狱，审讯的意思；谳，即定谳，检法定罪的意思；鞫谳分司，就是“事实审”与“法律审”分离，其原理有点像英美普通法体制下，陪审团负责确认犯罪是否属实，法官负责法律的适用。宋朝的刑事司法普遍实行鞫谳分司之制，负责“事实审”的法官与“法律审”的法官不可为同一个人。宋人相信，“鞫谳分司”可以形成权力制衡，防范权力滥用，“狱司推鞫，法司检断，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

【翻异别勘】

翻异别勘，是实行于两宋时代的一项司法制度。翻异，即翻供；别勘，即另外审理。宋代的刑案被告人在录问、宣判与临刑之际，都可以喊冤翻异。一旦翻异，案子便自动进入别勘的申诉程序。从本质上来说，“翻异别勘”其实就是一种自动申诉的司法机制。刑事被告人每一次翻异，就必须安排另外的法官重审，为此支付了巨大的司法资源，并不得不忍受缓慢的司法效率。

当然会有一些犯人利用“翻异别勘”的机制，一次次服押，又一次次翻异，于是一次次重审，没完没了。为避免出现这种浪费司法资源的状况，在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之间必须达成一种平衡。宋人想到的办法就是，给予“翻异别勘”作出次数限制，北宋实行的是“三推之限”，即被告人有三次“翻异别勘”的机会，别勘三次之后，犯人若再喊冤，将不再受理。南宋时又改为“五推制”，即被告人可以五次“翻异别勘”。

【试法官】

试法官，宋朝的司法考试。按宋朝惯例，大理寺的高级法官、州府的录事参军、司理参军、司法参军等司法人员要获得任命，都需要通过“试法官”这一关。北宋时，“试法官”考试每次考六场（一天一场），其中五场考案例判决（每场试10~15个案例），一场考法理。案例判决必须写明令人信服的法理依据、当援引的法律条文，如果发现案情有疑，也必须在试卷上标明。南宋时改为考五场，其中第一、二、三场考案例判决，第四场试大经义一道题、小经义两道题，第五场考法理。

前面所说的鞫谳分司、翻异别勘、试法官都是宋朝独有的司法制度，均未为之后的王朝所继承，诚如民国法学学者徐道邻先生所指出：“元人入主中原只后，宋朝优良的司法制度，大被破坏，他们取消了大理寺，取消了律学，取消了刑法考试，取消了鞠谳分司和翻异移勘的制度。”

【编敕】

编敕是指宋朝的立法活动。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宋代的立法过程中，民众都有机会参与进来。参与的途径主要有三：1、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向州政府投状，以书面形式提出立法的建议，再由州政府将意见书“缴申中书”，上报中央。当来自各地的立法意见书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即交给修敕局“删定编修”。2、修敕局启动立法程序之后，朝廷会利用遍布各州县的粉壁，出榜公告天下，征集立法建议，任何民众，均可到州县衙门投书提意见，州县政府收集后再急递京师。3、法律颁布生效之后，如果民众发现其中的缺陷，还可以向朝廷奏陈立法得失，并建议修订。

宋朝这一制度化的“立法民主”机制，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从其他王朝中找不到类似的制度。

【署敕】

署敕是指宰相对诏敕的副署权。汉唐宋三代，以君主名义发出的诏敕，都需要宰相副署方能生效，诏书若无宰相之副署，则不具备法律效力，用宋人的话来说，“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北宋初，范质等三位宰相同日辞职，宋太祖随后任命赵普为相。但在颁发任命诏书时碰上了一个程序上的大麻烦：诏书没有宰相副署，不具备法律效力；而范质等宰相又已经辞职。太祖想从权，对赵普说：“朕为卿署之可乎？”赵普回答皇上：“此有司职尔，非帝王事也。”最后，还是由领有“同平章事”（即宰相官衔）衔的开封府尹赵匡义副署，才签发了这道诏书。

自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宰相副署权当然也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清代的乾隆曾一度让军机大臣副署上谕，但军机处不过是一承旨机关，副署毫无意义，跟汉唐宋的宰相副署权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很快又废止了，以致生活在晚清的大学者梁启超也不知道有这回事，说“未尝有军机大臣署名之制也”。

【国是】

国是，宋代特有的制度安排，指君主与士大夫集团共同商定、制订的阶段性执政纲领，南宋初的宰相李纲说，“古语有之云：‘愿与诸君共定国是’。夫国是定，然后设施注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谋，下无趋向之惑，天下事不难举也。”国是一旦确定下来，对皇帝、对执政者都有约束力，皇帝与宰相想单方面更改国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当国是发生改变，原来的执政集体通常也会辞职，表示与国是共进退。宋后，再无“国是”之政治惯例。

【共治】

宋代的政体，如果我们用一个词来描述，最合适的当为“共治”。“共治”一词，最早见于《尚书·皋陶谟》，是舜帝开创的国家治理典范：“通贤共治，示不独专”。它的近义词是“共和”，反义词则是“专制”。宋朝政治家追求的政体，便是舜帝开创的“共治政体”，完全不同于明清时期出现的皇权专制。宋朝的大臣敢明确要求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皇帝也从不敢否认。元明清时期的臣下就不敢提出这么“过分”的要求了。

【封还词头】

封还词头是宋代中书舍人的一项特权。依宋制，以皇帝名字颁布的诏书，一般都由中书舍人起草。如果中书舍人觉得皇帝的旨意（词头）不合法度，他可以拒绝起草诏书，这是法律明确赋予中书舍人的权力：“事有失当及除授非其人，则论奏封还词头”。

即便中书舍人听话草诏，诏书草案还必须经过门下省的给事中审核。给事中有封驳之权，“若政令有失当、除授非其人，则论奏而驳正之”，即将诏书驳回去，不予通过。这里体现了宋代制度设计的一个原则：“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换成现在的说法，便是特别注意分权与制衡。

明代的内阁与六科给事中，尚保留有封驳之权。清代削内阁之权，并给事中入都察院，再未闻封驳权。

【天下治乱系宰相】

“天下治乱系宰相”是北宋程颐提出的一项政治主张，也是宋朝士大夫的共识，如苏辙说：“臣闻宰相之任，所以镇抚中外，安靖朝廷，使百官皆得任职，赏罚各当其实，人主垂拱无为，以享承平之福，此真宰相职也。”宋人理想中的优良政体，是君主享有尊贵的地位与权威，但不亲政务，执政的权力交给宰相领导的政府，宰相也负起“天下治乱”的责任。

后来明代的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天下治乱系宰相”从此完全丧失了法理基础与制度支撑。清代的乾隆更是对程颐的“天下治乱系宰相”主张提出猛烈批判：“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乎？使为人君者，但深居高处，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幸而所用若韩（韩琦）、范（范仲淹），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设不幸而所用若王（王安石）、吕（吕惠卿），天下岂有不乱者？此不可也。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

从这个角度来看，宋制已成中原王朝传统政制的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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