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法门寺地宫茶具

1987年在法门寺地宫出土了唐代皇室大量供佛珍宝，其中有一批唐代宫廷茶具，为研究唐代宫廷茶文化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地宫中出土的《衣物帐》（供品清单）记载：“笼子一枚重十六两半，龟一枚重廿两，盐台一副重十一两，结条笼子一枚重八两三分，茶槽子、碾子、茶罗、匙子，一副七事共重八十两。”“七事”指的是茶碾、碾轴、罗身、罗屉、罗盖、银则、长柄勺，共七件。

从茶碾、碾轴、茶罗子等茶器錾有的铭文看，这批茶器制作于唐咸通九年至十二年（868年-871年），刻有“文思院造”字样。文思院，是唐代宫廷内部的金银器加工作坊。这套富丽堂皇的茶具是唐懿宗施舍给法门寺的，用来供奉佛祖真身舍利，以示其虔诚礼佛之心。据佛教专家考证，法门寺地宫供奉的是密宗的曼陀罗，西安是唐代密宗的发源地。

在茶罗子、银则、长柄勺等器物上，还有用硬物刻画的“五哥”字样，“五哥”是唐僖宗李儇的小名，据此可知这些茶器为大唐宫廷专用饮器，其制造之始并非用于礼佛，且《衣物帐》将这些茶器列于唐僖宗所供奉的“新恩赐物”项，进一步表明这些茶具是御用之物。

琉璃茶托、茶盏是僖宗供奉的御用玻璃茶具，为地宫出土琉璃器中唯一我国生产的玻璃器具。《物账碑》记载为“琉璃茶矲拓子一副”。茶托在晋代已有出土，唐李匡义《资暇集》曾记载:“茶托子，始建中蜀相崔宁之女，以茶杯无衬，病其烫指，取碟子承之。”后因碟子使用不方便，命工匠制作了茶托。

唐代高度兴盛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为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茶文化的繁荣又推动了唐代的茶具生产，使得唐代茶具品类齐全。这些茶具不仅仅是饮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器皿，对品饮过程中的感官享受更有裨益，实用性和艺术性兼而有之。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这些唐代宫廷茶具进一步印证了唐人吃茶的程序之考究，这种注重“过程美”的宫廷茶艺与后世即泡即饮的快餐式饮法形成了鲜明对照。 

 02 

陆羽《茶经》

奠定中国茶文化理论基础

唐代茶文化的确立以“茶圣”陆羽《茶经》的出现为标志。陆羽在《茶经》中率先提出饮茶者应是注意操行，具有俭朴美德之人：“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倡导以茶养廉、以茶励志。这种认识和魏晋时期陆纳、桓温茶果待客以示节俭的行为在思想上是一脉相传的。陆羽在《茶经》中除了强调茶人的品格和思想情操外，还把饮茶看作进行自我修养、锻炼志向、陶冶情操的方法，并首次把儒、道、佛的思想文化与茶融为一体。

761年，《茶经》初稿完成，之后陆羽不断进行补充和完善。在《茶经》中陆羽共罗列了25种茶器，在煎饮过程中，全部涉及。《茶经》对茶的形状、品种、产地、栽培、采制、煮饮和茶具等进行了极其详细的论述，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叶专著，被誉为“茶叶百科全书”，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理论基础。书中所描述的制茶与饮茶的方法与技艺、茶器的类型，至今仍为中国、日本与韩国茶道所沿用。

初唐时期制茶方法相对简单，茶的种类也远不如今天丰富，只有属于不发酵茶类的粗茶、散茶、末茶和饼茶。日常饮用时，还沿用早期煮茶的方法，先对茶叶进行简单的处理，比如切碎、熬煮、烘烤、捣碎，再用沸水冲泡。有的还会加上葱、姜、枣、橘皮等调味，然后“煮之百沸”再饮用。

陆羽把用这两种方法调制的茶汤视为沟渠中的废水，他提出了更好的品饮方式：先要用竹夹夹起饼茶放在火上炙烤干燥，等饼茶冷却后，把它放在茶碾中碾成粉末。接着用罗，也就是筛子过筛，把筛下的茶末盛在盒子里，这是备茶阶段。

煮茶的时候则先把水注入茶内，再放在风炉上将水煮沸。当水出现“鱼目”一样的气泡时，要撒入适当分量的盐来调味。当气泡像泉涌一般时，取出一瓢放在一旁，同时还要用竹夹在茶里搅动，等到合适的时机倒入事先量好的茶末。等待片刻，到第三次沸腾时，把之前取出的一瓢水重新倒入沸水中止沸，育出沫饽，这时茶才算煮好了，可将茶分倒在茶碗中品饮。陆羽的品饮方式在《茶经》问世之后迅速得到了文人的追捧，并成为主流的方式。诗人元稹、皎然、白居易、陆龟蒙、皮日休等都是这种方式的践行者。

《新唐书》评价：“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可见，唐代民间的茶商已将陆羽视为行业“保护神”，将其“神化”了。欧阳修在其《集古录》中也说道：“茶之见前史，盖自魏晋以来有之，而后世言茶者必本陆鸿渐，盖为茶著书，自其始也。”

 03 

“煎茶道”与朝廷贡茶

唐人饮茶采用过许多制饮方式。早先有人将茶末放在瓶缶中用沸水淹泡，陆羽称此为“茶”；也有人煮茶树鲜叶，或是泡煮炒过的散茶。这些饮用手段都比较简单。中唐以后，“煮茶法”（又称煎茶）成为唐代主流的饮茶方式，与《茶经》所述基本一致。投放茶末的工具《茶经》亦有载，为“则”。“则，以海贝、蛎蛤之属，或以铜、铁、竹、匕、策之类。则者，量也，准也，度也。凡煮水一升，用末方寸匕。若好薄者，减之，嗜浓者，增之，故云则也。”由此可见，茶则在当时的实用功能为量茶入器。

煎茶完毕，向盏中分茶，其中也有学问。陆羽《茶经》卷下云：“凡酌置诸碗，令沫饽均。沫饽，汤之华也。华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饽，细轻者曰花。”按陆羽所说，分茶的妙处在于分汤花：沫、饽、花都是这种汤茶的不同表现形式，或“如枣花漂漂然于环池之上，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鳞然”。汤花或厚或薄，或重或浅，或浮或散，给饮者以美感享受。煎茶道可谓是唐代茶文化的核心。

在唐代的社会生活圈里，到处可以见到以茶会友、茗香留客的生活现象。为了饮茶的方便，唐代的公共场所和人群密萃的地方都建置了茶室。营业性质的茶肆自不必说，就连驿馆客栈之中，亦出现专为茗饮而设置的茶库茶房。《全唐文》卷六二八所收吕温《三月三日茶宴序》有云：“三月三日上巳，禊饮之日也。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觉清思，虽五云仙浆，无复加也。”当时的大型茶宴往往借助于良辰佳节，极富喜庆色彩。

唐人贵“草茶”，即阳羡茶。阳羡位于今江苏宜兴南部，是唐朝著名的贡茶产地。贡茶，是我国古代专门进献皇室与朝廷，供帝王将相享用的特种茶叶，是臣民们为满足进贡皇帝及上层人物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产物。中国历史名茶大多数来自贡茶，所以贡茶的出现，是中国茶业发展史上的一种特定现象，与社会发展有密切关系。

大历五年(770年)，一所著名“龙头式”的贡茶院在湖州长兴和常州宜兴交界的顾渚山建立，从产地直供朝廷，并专门派官员督办茶事，由“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至此唐朝开启了官焙时代。顾渚贡茶院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管理精细，制作精良，有茶厂三十间，役工三万人，工匠千余人，岁造紫笋茶。每年贡期花“万金”之费，生产贡茶万串以上。据《长兴县志》载：顾渚贡茶院建于唐代大历五年（770年），迄至明洪武八年（1375年），制造贡茶长达605年。

唐代贡茶，以蒸青团饼为主，有方有圆，有大有小。贡茶品目，据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记载有十余种，分别是：剑南的蒙顶石花，湖州的顾诸紫笋，峡州的碧涧、明月，福州的方山露芽，洪州的西山白露，寿州的霍山黄芽，东川的神泉小团，江陵的南木，睦州的鸠坑，常州的阳羡，余姚的仙茗等。中唐时形成了完备的贡茶制度，分为两大体系：一是“官焙”，在主要的产茶区设立大型茶园，由官府直接经营和管理，生产各类贡茶；二是土贡，各州郡收集名茶上贡朝廷，全国有17个州郡被定为纳贡单位，其地域相当于现在的鄂、川、陕、苏、浙、赣、闽、皖、湘、渝等十省。

安史之乱后，财政困难，德宗在建中元年（780年）采纳户部侍郎赵赞的建议，以十取一的比率始收茶税，这是中国历史上茶税的开端。此后唐代茶税曾有几次废止和恢复，并经过数次加税。到了大和九年（835年），王涯上疏，建议改行榷茶制度。所谓榷茶制度，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茶叶专卖制度，即由茶叶管理机构将民间的茶园作价收归官办，雇工摘制，收入全归于官府。

贡茶具有无偿性，不是现代茶园的商品化运作形式，对当时百姓而言可谓劳民伤财。《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贞元（785年-805年）已后，每岁以进奉顾渚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余人，累月方毕。”可见采制贡茶耗费人力财力的浩繁。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贡茶制度的推行对茶叶品类的丰富、茶叶质量的提升、饮茶风气的流行、茶叶经济的发展乃至国际交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有唐一代，通过贡茶制度的推行，将全国各地的名贵茶类集中于宫廷，为宫廷茶文化的兴盛提供了前提条件。唐代贡茶之制随唐亡而亡，常州、湖州贡茶则延至五代、北宋初年方罢，虽然如此，成典俱在，唐代贡茶的影响不坠。

 04 

佛教禅茶 天地人和

茶与禅原本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其各自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发生接触并逐渐相互渗入、相互影响，最终融合成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即禅茶文化。禅茶文化，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禅，梵语作“禅那”，意为坐禅，静虑。禅宗主张修行的方法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这种方法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注重心性的修行，禅宗也主张通过修行来净化自己的思想。禅宗同时吸取了道家的一些思想，如主张逢苦不忧，得乐不喜，无求即乐，因此禅宗主张圆通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协调，所以在唐代得到很大的发展。

而随着佛教僧侣对茶的进一步认识，茶不仅具有破睡功能，他们还发现茶味苦中微带甜味，而且茶汤清淡洁净，适合佛教提倡的寂静淡泊的人生态度，加上饮茶有助于参禅悟道的神奇功能，于是佛教对茶的认识从物质层面又上升到精神层面，发现了茶与禅的内在本质上的契合点，然后加以发挥提炼，最终形成“禅茶一味”的理念。

其实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也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茶已在许多士大夫特别是南渡的士大夫之间流行，并且有以茶养廉、以茶祭祀的习俗。茶也是在这时开始进入僧侣的圈子，陆羽在《茶经》中多次引述两晋和南朝时期僧侣饮用茶叶的史料。在《茶经·七之事》开头直接列举的四十三位茶事或茶文化人物，其中佛教人物占有三位，除敦煌人单道开而外，《茶经》还补充了武康（今浙江湖州德清）小山寺释法瑶和八公山（今安徽淮南）沙门昙济。

现在所知最早的有关佛茶之事，是根据唐代房玄龄等撰《晋书·艺术列传》中所写发生在晋代后赵都城邺城昭德寺，僧人单道开以茶禅修之先例：“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伏苓之气，时复饮荼苏一二升而已。”开启了僧人把茶（荼苏）和佛门相合的大门。

中晚唐的高僧百丈怀海禅师（720年—814年）制定《百丈清规》，将饮茶列入佛门清规。怀海实行僧人农禅制度，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口号。《百丈清规》对禅茶文化的贡献是将僧人植茶、制茶纳入农禅内容，将僧人饮茶纳入寺院茶礼，使僧人饮茶之礼在佛门中常态化和制度化，较降魔藏大师又进了一步。正是怀海禅师，才使僧人茶事真正从制度上成为与禅宗教义相关的行为。《百丈清规·法器章》载：寺庙除了有“法鼓”之外，还设有“茶鼓”。茶鼓的打法为“茶鼓长击一通”。

另一位对禅茶文化史甚至是中国茶文化史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从谂禅师（778年-863年），人称“赵州古佛”。他常与四方来的学者道以一声“吃茶去”，因而形成禅门“新到吃茶，曾到吃茶。若问吃茶，还去吃茶”的有趣公案，成为中国禅茶史上著名茶文化典故。“‘‘赵州禅茶’的出现是‘禅茶一味’肇始的标志，同时也标志着佛教‘禅宗茶道’的正式形成，为中国茶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自佛教与茶结缘后，佛教寺院开始自己种植茶树。我国历史上的许多古代名茶，最初大多是在寺院种植、采摘并加工的。如唐代最有名的茶类“蒙顶茶”，就产自四川雅安，相传是汉代甘露寺普慧禅师亲手所植，是我国最早的人工栽培的“蒙顶茶”，因其品质特优而被列为贡茶之一。

佛教寺院不仅种植茶树，茶事也成为佛寺日常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佛教寺院一般会在门前派数名“施茶僧”，为施主、香客、游人惠施茶水。寺院中的茶叶，称作“寺院茶”，一般用来供奉佛祖、助禅、敬施主，最后是自用。“寺院茶”按照佛教规矩有不少名目，每日在佛前、堂前、灵前供奉的茶汤，称作“奠茶”，正如《禅林象器笺》所记载的“凡禅林以奠茶、奠汤为恒例”；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茶，称作“戒腊茶”；化缘乞食得来的茶，称作“化茶”；平时住持请全寺僧侣吃茶叫“普茶”等等。

 05 

诗词画作 茶事茶韵

唐代饮茶文化盛行，尤受文人茶文化影响。这些文人雅士不仅品茶评水，还著茶书，做茶画，吟茶诗，文人嗜茶者包括当时活跃于文坛的诗人、画家、书法家、音乐家，如白居易、颜真卿、刘禹锡、皮日休、怀素等，他们以茶会友，辟茶室，办茶宴，成为当时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

中唐之后，随着茶事活动兴盛，茶成为当时文人雅士竞相咏颂的题材。白居易的千古名篇《琵琶行》，大部分人只对其中描写音乐的部分印象深刻，但研究茶学的人给出了不一样的信息：《琵琶行》中的女主角不仅是技艺超群的琵琶表演艺术家，也是一位茶商的妻子。“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这里出现的“浮梁”在唐代是家喻户晓的茶叶产区，今天它所属的市更有名——被称为“瓷都”的景德镇。《茶酒论》中曾描述这样的盛况：“浮梁歙州，万国来求”。 

茶事活动也常作为辅助出现在唐人集会的画面中。现存唐代茶画的代表作品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阎立本绘纸本《萧翼赚兰亭图》以及唐佚名绢本《唐人宫乐图》等。《萧翼赚兰亭图》为唐代大画家阎立本根据何延之《兰亭记》的记载所作，描绘了唐太宗时期的谏议大夫萧翼从王羲之第七代传人僧智永的弟子辩才手中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骗取到手献给唐太宗的故事。此画的主题虽不在茶事，但画卷的左半部分为我们留下了唐人的煮茶场景，故不失为一幅生动反映唐代饮茶生活的绘画作品，所呈现的唐朝煮茶法和唐代茶具对研究唐代茶文化非常珍贵。

《萧翼赚兰亭图》有多个不同的版本存世，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宋摹版在一些细节上与上述台北故宫博物院版略有差别。辽宁省博物馆藏本的茶床上有一副带茶托的茶盏，还有一个圆形的器具，像是盖子。两幅画中侍从前面都画有风炉，以及风炉上煮水的器物铫子。风炉和铫子都是唐代煎茶时经常使用的器物。

收藏在美国纳尔逊·阿尔金斯艺术博物馆的《调琴啜茗图》为唐代著名画家周昉所绘，描绘了唐代仕女闲散恬静的享乐情景。其中，图卷左侧立一侍女，手托木盘奉茶。画虽以“调琴”为重点，但茶饮也相当引人注目。饮茶与听琴集于一画，说明了饮茶在当时的文化生活中已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唐人宫乐图》成于晚唐，值饮茶之风昌盛之时。画面中央为一张巨型长方桌，后宫嫔妃、侍女十余人，围坐、侍立于方桌四周，或团扇轻摇，或吹乐助兴，或品茗听乐，意态悠然。从《唐人宫乐图》中可以看出：茶汤是煮好后放到桌上的，此前备茶、炙茶、碾茶、罗茶、煮茶等程序应是由侍女们在另外的场所完成；饮茶时用“瓢”将茶汤从“釜”中盛出，舀入茶碗以供人饮用。这是典型的唐代“煮茶法”场景的部分重现，也是晚唐宫廷中茶事昌盛的佐证之一。

唐代标准持盏饮茶的方式在《托盏仕女图》中得到了展现。托盏仕女右手优雅地拿着茶托的边缘，左手轻轻抵在茶托的底部，茶盏则放在茶托之上。这幅《托盏仕女图》是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187号墓出土的一组唐代美女明器屏风中的一部分，屏风绘有一组唐代贵族女子群像，这位托盏的侍女站在一位正在下棋的贵族妇女身后，小心翼翼地捧着茶。茶托为高足盘形，茶盏置于茶托的中间部位。

 06 

水路贯通 南茶北移

茶叶生产的不均衡性决定了交通是茶饮发展的先决条件，只有解决了交通问题茶才可能广泛普及开来。隋代，将过往历代王朝所修建的河道进行贯通，实现了大运河真正的南北通航。在迁都洛阳之后，朝廷为了掌控南方地区的势力和经济，京杭大运河承担起了南北运输的责任，南方的茶叶就是在这个时候被送上北行的船只，南方的饮茶文化亦是在这场运输中开启了北方之旅，并在北方重获新生，成为北方未来饮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短命的王朝将这宝贵的遗产留给了唐朝。

唐代在隋朝大运河的基础上，不断开凿修整，最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水上交通网，这个网路覆盖了唐代主要的经济发达地区。大运河将唐代的漕运事业推向了高度繁荣。唐代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往来也很发达，海外各国的使臣、僧侣及商人往来不绝，同时北方常年征战，陆路运输无法满足军队对粮食等军需物资的需求，在这两方面的带动下，唐代的海运业发展起来。除漕运和海运外，唐朝还架构了完备的驿站制度，客观上为陆运交通的改善提供了条件。

扬州作为长江与大运河的交汇处，由南往北的茶叶都在此汇聚，皖南、皖北、浙江、江苏、两广等从南方各地汇集而来的茶叶，都要经各个河道转至大运河抵达北方地区，进行销售，扬州便成了南方最大的茶叶中转站，也衍生出了许多各有名堂的茶馆，满足来往过客的饮茶需求。

大批商人通过陆路和水路将江淮等地的茶叶向北地输入，同步开启了北方的饮茶习惯。饮茶最先在山东形成习俗，后来流传到河北、河南，甚至山西、陕西，城市乡镇都建立了茶楼，行人“投钱取饮”。唐代开成年间，民间百姓家中已经有了饮茶的习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地区饮茶习惯逐渐开始盛行。

 07 

茶马互市 民族融合

唐代茶叶向边疆塞外的输出和传播，不仅拓展了茶文化圈，更重要的是以茶为媒介促进了内地和边疆的经济往来，强化了边疆民族对汉文化的认同，并且为“以茶羁縻”边疆的民族政策提供了历史机遇。7世纪吐蕃王朝（地方政权）建立后，唐长安至吐蕃逻些（拉萨）的唐蕃古道逐渐畅通，并向南直通尼泊尔、印度、不丹、缅甸等南亚及东南亚国家。唐宋以来的“茶马互市”及之后形成的“茶马古道”，正是西藏与北方丝绸之路关系的具体体现。

茶马互市实质上是中原王朝为获取稳定的马源所实行的一种市买政策，自唐以来的各朝代，均是王朝马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原王朝为解决战马匮乏问题以及补充马源，用茶叶等物交换周边游牧民族的马匹，这是茶马互市最基本的内涵。开元十五年(727年)，唐王朝在西受降城用缣帛市买突厥战马即是历史上茶马互市的真正源起。在史料记载中，唐朝与吐蕃的互市贸易出现于731年：“以赤岭为界，表以大碑，刻约其上。”

为了巩固统治，稳定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唐代出现的和亲制无形中促进了茶叶的接受与推广。西藏正史中明确记载茶是由文成公主入藏后带入的。自641年文成公主进藏以来，茶叶作为交流特产之一，逐渐成为藏族生活中的必需品，据《滴露漫录》记载：“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藏医典籍也将茶列为防治感冒、风寒和腹泻的良药。

难怪从历代的“赞普”、寺庙的“喇嘛”到普通百姓，都将茶叶视为神圣之物，并且“嗜茶如命”——“不可一日无茶以生”。不过，一项考古发现把藏地饮茶的历史提前了三四百年。2014年，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地中出土了3世纪左右的茶叶，此时正是中原的东汉末至魏晋。在西藏西部被吐蕃征服以前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唯一长久占据这一地区并建立国家的是象雄古国。这些茶及茶器的主人应是象雄古国的王室或贵族，饮茶习俗并未在民间流行。

7至8世纪，中原茶叶大量进入吐蕃。那时西域一带每年从浮梁运销的茶叶就有十几万驮之多，这也可以佐证《茶酒论》中“浮梁歙州，万国来求”的盛况并不夸张。

敦煌遗书也为茶在西域的传播提供了证据。1900年6月22日，在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密室中不仅藏了近六万卷写本文献以及彩色绢画、金铜法器等宝物，还有研究唐代茶事非常重要的文献《茶酒论》。

《茶酒论》的作者经过考证是唐朝的一名乡贡进士——王敷。《茶酒论》整篇文章以对话的方式展开，旁征博引，茶和酒都在文中被拟人化，各述己长，希望能在实力上压倒对方。茶说自己出身高贵，是百草之首，是万木之华，无论是帝王还是高官，每年都会有人进贡好茶。酒也自夸自古至今谁都知道茶卖得便宜酒卖得贵。军队出征都要喝酒壮行，君王喝酒自有万丈豪情，让人称呼万岁，朝中大臣喝酒，也会勇气倍增……文中还讲道：“蜀川蒙顶，骑山蓦岭。舒城太湖，买婢买奴。越郡余杭，金帛为囊。素紫天子，人间亦少。商客来求，船车塞绍，阿谁合小。”短短几句便聚焦唐朝重要的茶叶产区和茶业贸易中心因茶而富的盛况。

中原饮茶习俗传至西域后，不仅为蒙古和哈萨克等游牧民族所吸收，还为维吾尔、回等其他民族吸收，并形成独具特色的茶文化。

关于茶向西南地区的传播，在唐代以前就有记载。东晋常璩《华阳国志》中提及西南地区茶叶的种植已经形成一定规模。陆羽《茶经》所记载的黔中道（贵州地区）产茶区主要分布在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并且茶的品质较为上乘。唐代对黔中道（贵州地区）内的少数民族同样施行了羁縻政策，设置了五十个羁縻诸州。开元二十六年，唐朝派使者入云南，持节册封南诏皮逻阁为云南王，为西南之藩屏。南诏向大唐朝廷进献之物中虽未见茶的影踪，但曾为安南（今越南河内）经略使（军事长官）的樊绰《蛮书》明确记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蒙舍主要是指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银生城界诸山大体位于今天的云南思茅和西双版纳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