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化自觉”不会自然发生，它常常是在灾难或巨大的民族危机之后的一种深刻甚至痛苦的反思，当一个民族缺乏“文化自觉”的时候，任何来自外部的“越俎代庖”式的“保护”，都是暂时和难以真正起作用的。

提倡“文化多样性”和关注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在文化领域里最具有深远意义的举措，也是人类自我认识的重要进步。长期以来，在科学技术取得全面胜利的同时，文化进化论的影响和文化一体化的趋势使越来越多的“弱势文化”处于被“覆盖”和替代的状态；而经济的全球化和以美国当代文化为代表的“强势文化”在全球的扩张，更加剧了这一进程。

保护“文化多样性”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运动，为一些处于强势文化包围下的弱势文化提供了一种继续生存的可能，而“文化自觉”，则是保护“文化多样性”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提条件。“文化自觉”是已故的中国学者费孝通晚年最重要的学术思想，他主张每个民族都要通过文化自觉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他人的文化，找到本民族文化的“安身立命”之地，最终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保护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应该是该民族文化自觉后的具体行动。

那么，文化自觉是怎样发生的？文化自觉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为什么有的民族通过文化自觉最终改变了对本民族文化的态度，率先提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并付诸行动，而有的民族却甘愿以本民族文化的丧失为代价，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全盘异化？对一些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起步较早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和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对待文化遗产态度的比较研究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化自觉”不会自然发生，它常常是在灾难或巨大的民族危机之后的一种深刻甚至痛苦的反思，当一个民族缺乏“文化自觉”的时候，任何来自外部的“越俎代庖”式的“保护”，都是暂时和难以真正起作用的，使“文化多样性”成为人类文化的基本范式并使各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传承和发展，最终还要依靠各民族自己的觉悟和行动。

“国破家亡”与文化自觉

全世界最早立法保护“无形文化财”的日本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尊崇，给世人留有深刻印象，以致许多人误认为日本“一贯如此”。其实日本和中国一样，在近代与西方强势文化的碰撞中沦为弱势。学习西方，是当时中、日及许多亚洲国家的共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提出“脱亚入欧”、全面西化的国策，整个日本社会积极学习西方，明治五年（1872年），日本文部省学习西方教育制度建立学堂、颁布学制。明治六年，大相扑被以“裸体的野蛮游戏”为由遭到禁止。在建筑领域，西式建筑开始大量出现并引领建筑潮流，开始改变日本的风貌。在演艺方面，不但大量移植西方歌剧和话剧（新剧），甚至连日本的国宝“歌舞伎”都曾经被按照西洋歌剧的形式来改造。当时日本的“演剧改良运动”，主张摈弃东方戏剧的抽象主义精髓，采用西方戏剧写实主义理念，采用“具象”的舞台布景和舞美设计，甚至主张抛弃“歌舞伎”传统的音乐手段、歌唱方法和表演程式，采用西洋歌剧的音乐创作手法和“美声唱法”。应该说，日本当时的“西化”程度远比中国为甚，今天的日本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最早提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并最早把保护本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国家行为的国家，实际上有一个巨大的转变。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日本经历了一个从全面西化到重新肯定、高度重视日本传统文化的社会心理变化，应该说，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经历过核战争的国家在沦为战败国、被美军占领之后，整个民族文化面临全面消失的危险之后的痛苦反思。日本民族终于认识到：作为一个亚洲国家、一个“现代化”较晚的国家，无论你“脱亚入欧”的决心有多大，西方国家仍然视你为“东方”；更重要的是，“国破家亡”的日本终于认识到：一个国家可以没有政治、军事、经济的自主权，可以在“国家大事”上仰人鼻息，但是，只要日本的传统文化还在，只要和服、茶道、柔道、寿司、榻榻米、歌舞伎、三味线……传统风俗、礼仪、节日还在，日本就仍然是一个完整的、受人尊重的国家。文化独立的意义，不是象征性的，而是实质性的，是最本质的独立。

基于这样的一种思想转变，日本于1950年率先制定了《文化财保护法》。日本的《文化财保护法》共有7章112条，附则18条，共计130条。把日本的文化财分为有形文化财、无形文化财、民俗文化财、纪念物、传统建筑物群、保存技术6类，以立法的形式加以保护。1954年之后，又制定了对无形文化财传承人的保护制度，以“人间国宝”的尊称和相应的待遇表达对传承人的全民礼遇。当代日本呈现给世界的面貌，一方面是高度的现代化，一方面是相对的古老和对传统的高度尊重。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达官显贵曾纷纷穿起西式的“燕尾服”出席音乐会，今天，日本的观众却重新穿起华贵的和服、以一种近似宗教崇拜的态度去观赏“能”或“歌舞伎”。而明治维新后曾一度遭禁止的大相扑，不但继续着“裸体的野蛮游戏”，更被日本社会视为“国伎”而普获尊崇。

当然，日本在二战失败之前，由于学习西方的成功，随着国势的增强，已经开始了一个从单纯崇拜西方文化到民粹主义抬头的趋势，但真正促使日本全民反思并最终形成目前日本文化崇洋与崇古并重、保守与创新同在、保护与发展并行的大格局，还是在二战失败之后。

韩国也是较早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国家。朝鲜战争使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分裂为两个国家，韩国而且和日本一样处在美国文化的强势笼罩之下。对民族未来的担忧和对民族统一的渴望，使这个自尊心极强的民族产生了一种对本民族文化的强烈感情。我们应该理解一个优秀但相对弱小的民族在长期外界压力下的一些极端化的反应，对朝鲜民族文化和历史的执著追索与一种类似信仰的文化自尊，促使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着力于传统民族、民间文化的搜集和整理，并紧随日本之后制定了保护本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于1962年颁布了《韩国文化财保护法》。半个世纪以来，韩国已经陆续公布了10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根据其价值大小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不同等级，由国、省、市及所在地区分别筹资资助。此外，韩国政府还制定了金字塔式的文化传承人制度，对于最顶层被授予“保有者”称号的最杰出的文化遗产传承人，国家给予他们用于公演、展示会等各种活动以及用于研究、扩展技能、艺能的全部经费，同时政府还提供每人每月100万韩元的生活补助并提供一系列医疗保障制度，以保证他们衣食无忧。

压力与恐惧，似乎是我们的这两个近邻首先“文化自觉”、较早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化并成为社会共识的重要原因。

“襁褓”与文化丢失

那么，在没有压力与恐惧的情况下，在关爱、呵护与“启发”下，“文化自觉”会如愿发生吗？20世纪90年代，一个源于欧洲的保护弱势文化的理念和方式传入中国，这就是曾经成为一时之尚并被人们寄予厚望的“生态博物馆”(Ecomuseum)。

贵州六枝梭嘎生态博物馆位于六枝特区以北50公里的梭嘎乡陇戛寨内，是中国和挪威文化合作项目，也是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该馆于1998年10月31日正式落成开馆，希望用这种方式使梭嘎苗族（长角苗）原始、古朴、独特的文化习俗得到保护。但是，由于“所有的保护行为本身并不是来自当地居民自发的内在要求和自觉意愿，而是一种纯粹的外在行为，因而对当地居民来说，整个保护的过程都是被强加的，也是被动地接受的。这就是说，保护只是外部的要求，而‘开发’才是当地居民更强烈的现实意愿。”写下这段话的学者潘年英在博物馆开馆之后4年再度造访梭嘎时，他看到的是：“资料信息中心的每个房间基本上大都紧锁着，既看不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见到本土的管理人员，只有一个彝族妇女在负责看守和接待……但她既不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不熟悉长角苗文化。和4年前相比，博物馆资料信息中心的各项工作已基本停止了：既没有了专业人员的介绍，同时中心的各项硬件设施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房子漏了没人维修，住宿区的厕所坏了无人管，处处显示出衰败景象……那么作为博物馆的实体部分的村寨又如何呢？那倒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这种变化却是令人不安的。首先，当地政府无偿地为陇戛（博物馆所在地）村民重新修建了一个新村，均为一层楼的小洋房，每幢房屋的成本价格是8万元，楼房整齐、美观、漂亮，初看时，我以为是某公司在此修建的度假村，后来才知道是陇戛苗民新村。其次，当地政府不仅免费为长角苗民修建了洋房，而且免费为其提供新的产业支持，即免费为每家每户供应鸡100只，牛1头，山羊若干只。因而当我走进陇戛新村时，除了长角苗妇女的服饰依旧，我再也看不到任何长角苗的传统文化，相反，我看到的似乎是一个现代的养鸡场……在这儿，你再也听不到古歌和情歌的自然演唱，再也看不到自发的歌舞欢爱，你也看不到原生艺术的展示和民族的自尊，虽然还能看见有中年和老年妇女把木角戴在头上……但是，和四年前相比，我不得不说，真正原生的长角苗民的文化符号已所见不多了，穿着本民族服装的女孩子也已经大大减少了，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如果不是为了表演和争抢游客，她们的衣着几乎和别处的汉族村庄没什么两样。”（《梭嘎生态博物馆再考察》，《理论与当代》2005年第3期）

这样的情景其实在中国其他一些地方、尤其是少数民族地方带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当发展旅游带动经济的思想成为地方政府的主导思想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号便成为当地政府借此提高地方知名度、开发旅游、增加收入的手段。以贵州六枝梭嘎生态博物馆为代表的“生态博物馆”保护方式的失败让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一个民族或群体没有意识到本土文化消失的危险与后果时，一切外来的努力都不能代替这个民族的“文化自觉”。在与日本、韩国的文化自觉历程比较之后，我们会发现，“文化自觉”常常是弱势文化在异文化以强力侵入时的应急机制，是弱势文化自我保护的一种反映。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化自觉”不会自然发生，它常常是在灾难或巨大的民族危机之后的一种深刻甚至痛苦的反思。就像生物体对待暴力侵袭与“温柔抚摸”的自然反应不同一样，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遭遇、碰撞的时候，强势文化、外来文化对弱势文化、本土文化的态度，常常是造成后者对前者是接受还是抗拒的关键因素。中华民族的融合过程与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的形成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